「公營為體，民營為用」？
清光緒24年（1898年），光緒皇帝為使中國汰弱圖強，下詔變法百日維新，守舊勢力和改革勢力激烈對抗，張之洞乃作《勤學篇》，提及「圖救時者言新學，慮害道者守舊學；舊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這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典故。惟「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並沒有導致中國因而富強，半吊子的改革終究難有成效。大約100年後，類似故事在台灣重演，只是規模小了許多：鑑於公營事業效率不彰，為強化經營效率，1990年代起，十多年間「公營事業民營化」蔚為風潮；然而，民營化後的所謂「民營企業」，由於政府常是最大股東，充其量只是「公營為體，民營為用」的半吊子「民營企業」，即使政府不是最大股東，但是「一隻看不見的手」仍常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公營事業民營化」後，政府若不再是最大股東者，常導致財團入主，公司派與市場派紛爭不斷，最顯著的例子就是最近的中石化股東會出現的對立。至於更早國票金控的「兩隻大熊打架」（陳冲院長名言，當時為合庫董事長）事件，讓人記憶猶新；雖然國票金控就股份結構而言，早就是血統純正的「民營企業」，但因仍有公股行庫持股，直到去年股東會的董監改選，董事長人選都還需財政部點頭。
至於「公營事業民營化」後，政府為最大股東者，自然囊括大部分的董監事席位。以中華電信和高雄銀行為例，政府持股都不過半，卻擁有全部的董監席位，這樣的「民營化」應算是「民有公營」。民間出大部分資金，卻委由政府代為經營，與當初為提高經營效率而民營化的宗旨大相逕庭；並且預算逃避民意機關監督，卻仍掌握人事與經營大權。
經濟部底下設有「國營事業委員會」，所管理的事業不只是政府持股過半的的純國營事業，連已經民營化的事業都還由國營會管理，這種半吊子的民營化，真是吃足了民股股民的豆腐。類似的情況，在財政部也不遑多讓。財政部設有所謂的公股小組，除了管理目前政府持股過半的三家公營金融機構─台銀金控、土地銀行、中國輸出入銀行之外，對於政府為最大股東的金控或銀行，仍掌握其人事及經營大權。
這種「公營為體，民營為用」的假民營企業，反倒更容易導致弊端。民代雖然不能再透過預算、決算審查，來監督控管已民營化的事業，但由於該等事業的人事與經營權仍在經濟部、財政部手中，民代仍可對兩部甚至行政院施壓，影響企業的營運與人事，反而「船過水無痕」。最近前行政院秘書長林益世涉貪事件，根據坊間說法，這只是冰山的一角。若非林益世的行為太囂張，且疏於設防，否則不會被抓到。至於真正有心人，只要吃相不太難看且安排妥當，早已「惦惦吃三碗公半」了。
針對前述情況，執政當局應嚴肅以對。這是個制度上的根本問題，民間出資過半，在經營上卻無從置喙，與當初為加強經營效率的宗旨大相逕庭，卻年復一年繼續存在。一方面是政府樂於讓這些事業逃避國會監督，仍得以大權在握；另一方面是民代更能予取予求，雙方各得其所，以致連中鋼這個「民營企業」，還設有「國會聯絡人」去服務立法委員。這種「二十年目睹之怪現象」竟然見怪不怪，實在應該藉著此次的林益世事件，做個徹底檢討與改正。
也許政府部門會辯說，依據公司法與證交法等相關法令，最大股東「贏者全拿」事屬合法，而且在民間也數見不鮮。但是，政府應該回溯當初「公營事業民營化」的初衷，若不能達成導入民間經營，提升經營效率的目標，甚至不能防杜「上下（立委與官員）交征利」的弊病，則政府應謙卑地讓出更多董監席位，落實真正的民營化與效率化。
若政府考量這些民營化的企業，在本質上或多或少具有市場獨佔性或具有高度監理必要性，則宜修法在事業相關法規上對這些事業有所規範。即或「徒法不能以自行」，但比起國營會或公股小組幕僚人員，對民營化企業之人事與經營，只靠高層的口袋名單或口頭指示，相較之下，我們還是對制度改革較具信心。
綜言之，「公營為體，民營為用」所生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象」該落幕了。馬總統也許迄今還沒弄清楚林益世案的根本原因，以為只是看錯人，其實「對」的誘因制度才會引入「對」的人，做「對」的事。已經民營化的企業要能效率化經營，政府在人事與經營上一定要縮手，讓公司自主，同時讓民間人才與經營效率得有發揮的空間。政府可以因大股東身份，監督民間經營者落實健全的公司治理；政府也可以因法規制訂者身份，對民營化企業所屬產業制訂合宜的法令規範。如此才能讓民營化的效率與防弊並行不悖，真正造福民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