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飛必須死。”
推算這個結論，需要從宋朝的創建開始，是一篇一波三折的故事。
一、宋朝的創建者趙匡胤是一個篡位武將，在部屬的擁戴下，他取代了由他保衛的皇帝。
武裝力量本來是皇帝用來削平外患、平定內亂的寶劍，不過，這柄利劍握在部下手裡，極易形成“太阿倒持”之勢，反過來威脅皇帝自身。趙匡胤篡位並不是一個特例。從安史之亂開始，一個又一個王朝倒在了自身保衛者的劍下。於是，生活在宋初的人們，難免在前朝興亡中得出結論：內憂大於外患，內部的異己力量比外部的異己力量更危險。宋朝的軍事制度就是在這種歷史經驗的背景下建立的，其主題便是抑制內部的異己力量。至於具體方法，我們可以想像一個武將，他的持劍之臂與另外兩位銬在一起，形成三方掣肘之勢。同時，這位武將的脖子上騎著文官或宦官，轉動腦袋必須事先請示。這還不算完。武將平時不准碰那柄劍，不知其輕重利鈍，劍也不大跟手。此外，這位武將身邊還有其他武將，構成彼此防範之勢。最後，在所有武將之上，還有一支皇帝直接控制的御林軍，就好比皇帝親手持劍，雖然不那麼膀大腰圓，也足以對付小漏洞和小兵變，至少可以拖延時間，等待眾劍趕來勤王。
這套制度，可以保證稍微大一點的軍事行動都在皇帝的控制之下，保證每個將領反叛的勝算很低，確保槍桿子永遠聽皇帝指揮。
但是，這樣的軍人還能打勝仗嗎？宋代君臣不可能都不懂得這個道理。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斷言：宋朝對遼、金、西夏和蒙元的弱勢，其實是自找的。更準確地說，這是皇帝深思熟慮後的選擇——在內害大於外害的基本判斷之下，兩害相權取其輕的選擇。外害，即遼金之類的異國暴力集團。內害，指帝國內部的大小軍閥或暴力集團的高級代理人。
如果把皇帝比作官軍這個合法暴力集團的老闆，他委託了一些將領代他管理軍隊，在監督不力的情況下，代理人很可能陽奉陰違，假公濟私，化公為私，實行內部人控制，甚至變成軍閥，推翻皇帝。監督力度不同，這些代理人便擁有不同濃度的異己色彩。一旦異己的濃度與敵國近似了，內部與外部之間的界限也就模糊不清了。對宋朝皇帝來說，被遼金推翻與被部下推翻是一樣的，他只管避害，不分內外。
事後看來，宋朝皇帝的選擇似乎有些問題。他們對武將的重重節制，固然防止了軍閥的產生，但自身的軍事力量被過度削弱，破壞了與遼國、西夏和金國的暴力均勢，結果不得不每年向“夷狄”進貢，以歲幣補償對手的強勢。這未免有點虧，至少有些丟臉。當然按照宋朝君臣的邏輯來說，相比每年六七千萬兩銀子的財政收入而論，75.5 萬兩銀匹絹的歲幣不算沉重，比軍費便宜多了。
總之，以歲幣補償強者之後，宋朝與遼國和西夏的暴力均衡便達成了。這種甘居人下的均衡就是整個故事的起點。
二、經過一百多年的潛移默化，局勢漸變，忽然間均衡大壞。
按照歷史常規，宋朝的軍政官僚體系將日漸腐敗，原來的弱勢將越變越弱。同樣，根據官僚體制欺上瞞下的老傳統，宋朝君臣對自身的弱勢也缺乏自知之明。事實上，他們甚至感到自己很強大。看到新崛起的金國把遼國打得落花流水，宋朝君臣覺得自己比遼國強，便做出錯誤決定：明明應該聯弱抗強，他們卻聯強滅弱，聯金滅遼。留下一個弱宋，面對一個比遼國更強大的金國。在這個過程中，自以為強大的宋朝軍隊又被衰敗的遼國打得落花流水，宋朝的軍事實力在更強大的對手面前露餡，引發了金國的覬覦之心。
宋、金之間暴力失衡的結果，就是金國攻陷皇都汴梁，一老一少兩位宋朝皇帝被俘，北宋滅亡。僥倖逃到南方的皇子趙構建立南宋政權。
這時候，趙構面臨的主要危險是外患，而不是內憂。北宋官軍基本崩潰，想憂也沒多少可憂了。在戰亂中，一些將領脫穎而出，主要憑藉自己的才幹重新組建軍隊，發展壯大。以當代企業比喻，這些創業者白手起家，創出可觀的家業，雖然戴了趙家皇帝的“紅帽子”，真論起產權來，趙家恐怕不能控股。這些自己闖出來的將領近似軍閥，他們的軍隊更像家兵，而不是官軍。其中著名的幾支武裝力量，確實被當時的百姓稱為岳家軍、韓家軍、張家軍、劉家軍和吳家軍。
“家軍”的異己色彩比較濃厚，但皇帝不得不容忍，這也是無奈的選擇：在外害大於內害的格局中，兩害相權取其輕的選擇。
在繼續推算之前，需要先搞清楚一個問題：宋太祖對內部異己力量是否過度敏感？該不會趙家天子做賊心虛，以己度人，把二三分異心看作五六分吧？
宋朝第十任皇帝趙構的親身經驗證明，祖先並非神經過敏。從1127年趙構登基，到1141 年處死嶽飛，短短14 年間，小的不說，大規模的內部兵變，趙構就經歷了3 次。
第一次是1129 年初，護衛親軍統制苗傅和劉正彥率兵逼宮，要求趙構殺掉太監，傳位給年齡尚小的皇子，並由皇太后垂簾聽政。趙構居然被逼下臺。要不是韓家軍幫他打跑了叛軍，趙構就算被推翻了。
第二次是1129 年底，主持長江防線的宰相杜充率部下叛變。李亞平說，趙構聞訊後整天不吃不喝，嘮叨說：我對杜充這麼好，從普通官員一直提拔他當了宰相，他怎麼可以這樣做？這種遭人背叛的痛苦經驗，想必引起趙構對人類良心的可靠性的疑慮。
第三次是1137 年的淮西兵變，宰相張浚處理人事關係有誤，劉家軍的部將酈瓊率領4萬人（南宋總兵力的十分之一）投降敵國。可見，一個武將的變心可以給帝國造成多麼巨大的損失，而影響一個武將變心的因素又多麼複雜。皇帝自己不犯錯還不夠，宰相也不能犯錯。
總之，內部的異己力量不能不防。傳統的暴力分權與制衡體系不僅是重要的，簡直就是性命攸關的。問題是，節制和分權導致暴力機器運行效率下降，這個代價朝廷是否承受得起？
局勢穩定之後，皇帝開始掂量分解兵權的利弊。監察禦史張戒說：現在諸將的權力太重了。趙構說：他們還不至於驕橫跋扈。兵雖多，聚則強，分則弱，分也不可行。
這次談話發生在紹興八年五月（1138 年），南宋建國的第12 年，淮西兵變的第二年。金強宋弱的格局尚未扭轉，金國統帥兀術的拐子馬和鐵浮圖兩年之後才被岳家軍打敗。此時此刻，朝廷承擔不起自毀長城的風險——哪怕只毀一小段。於是，原狀得以維持，體制得以維持，嶽飛沒有得到他想要的補充，但也沒被削弱。
本國兵力究竟應該強到什麼程度，這取決於皇帝趙構到底想要什麼。如果他想收復失地，統一中國，就要建立一支比金國更加強大的軍事力量，建立高效率的軍事運行機制。如果他想守成，兵力自然無須那麼強大，與金國相匹敵即可。如果他想恢復傳統，滿足于一支容易控制的弱兵，同時又不想繼續喪師失地，那就要等待對手裁軍，等待敵國的主和派占上風。
趙構當然想收復失地。他未必像趙匡胤那樣善於“將兵”，但他一度以劉邦為榜樣，希望自己成為善於“將將”的皇帝。淮西兵變似乎打擊了他的自我期許。如果他發現自己不具備劉邦式的雄才大略，自然也不應該懷抱收復失地的宏圖大志。順便提一句：劉邦的雄才大略其實也不可靠。當年蒯通勸韓信反叛，形成三分天下之勢，韓信表示不忍心，這才成就了劉邦的統一大業。後來韓信也曾後悔不聽蒯通的勸告。假如韓信的良心當時稍弱幾分，劉邦便不會有善於“將將”的聲譽，也未必能夠完成統一大業。可見，把帝國大業建立在某人的良心之上，這是風險極高的賭博。劉邦只是僥倖贏了一把。趙構不想賭，並不意味著頭腦糊塗或道德敗壞。
真要收復失地，還會遭遇一個難題：金國扣押著趙構的長兄，前任皇帝宋欽宗。這是一張王牌。試想，金國若在南宋旁邊建立一個國家，扶宋欽宗為帝，天下會出現什麼局面？宋徽宗之長子，趙構之長兄，本人又是前任皇帝，冒出一個合法性如此之強的競爭者，南宋恐怕將成為強磁鐵旁邊的一網兜鐵釘。不得志的人，堅持傳統道德的人，企圖獲得更高待遇的人，都是潛在的倒戈者。那將是趙構的噩夢。事實上，就在皇帝和禦史討論兵權分聚的時候，“金人欲立淵聖（欽宗）于南京”的說法已經開始流傳。
其實，別說金國扶植宋欽宗建立政權，就是簡單地把趙構的這位大哥送回來，從趙構的角度說，威脅之大已經不亞于冒出一個敵國。數百年後的明朝，蒙古人就把俘獲的明英宗送回來了，不久就發生了英宗復辟。歷史事實證明，前任皇帝政變相當容易，容易得就像鬧一場家務事。
當趙構企圖收復失地的時候，他答應給嶽飛更大的權力，更多的兵力，也就是說，他準備冒“太阿倒持”或“尾大不掉”的更大風險。後來趙構改了主意，大概是發現收復失地的風險大到他承擔不起，或者說，收復失地的誘惑沒有大到值得賭命的程度。在降格以求的暴力均衡格局中，無須建立超過金國的軍事力量。此意一定，岳飛及其代表的家軍體制便走到了盡頭。
關於這種計算，《宋史紀事本末》的作者說：“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趙構決心放棄中原了，就捨得殺嶽飛了。這是國際關係決定國內關係的觀點。從以上觀點中還能匯出安內與攘外孰先的政策爭論。但放棄中原，並不等於立即殺嶽飛；殺掉嶽飛，並不能保證金國講和，更不能保證金國遵守和約。岳飛暫時還是有用的，所以嶽飛還會活幾年。不再擴大嶽飛的權力，不等於立即恢復傳統的暴力節制體系。儘管兩國簽定了和約，南宋對金國稱臣納貢，可是金人仍覺得便宜賺得不夠，以兀術為代表的金國主戰派還想“贏者通吃”。敵人在磨刀，我們自然也要磨刀，自毀長城的條件尚未成熟。
1140 年，金國叛盟，大舉進攻南宋，結果被岳家軍一路追打到開封附近，幾乎賠掉老本。這一年，趙構對金國的實力有了清晰的判斷。趙構說，兀術雖然強大，卻專門以殺戮殘忍為能事，不顧人心向背，我知道他不會有什麼大作為了。反過來，金國連連受挫，也有了自知之明。1141 年，金國南侵打了兩次大仗，一勝一負，這表明兩國的戰略均勢已經形成。於是主戰派兀術也有了講和的意思。
三、如前所述，一旦敵國的主和派占了上風，一旦敵國真不想打了，準備裁軍了，本國裁軍或曰自毀長城的條件就成熟了。
這時，趙構終於有了選擇空間：他可以恢復傳統，改革“家軍”體制了。換句話說，國際間的暴力均衡確立之後，金國的致命威脅下降之後，內部的異己之患便升格為頭號大患。宰相秦檜的養子秦熺留下的一段記載，可以印證上述計算：“主上聖明，察見兵柄之分，無所統一，乃密與檜謀，消尾大之勢，以革積歲倒持之患。”
可見，“太阿倒持”之患已在皇帝心中鬱積多年。按照主和派的說法，這種危險隨著金人威脅下降而更加突出：“方懼金人之平，四方底定，而此輩跋扈自肆，意外事有叵測者。”“叵測”二字用得極其精確。嶽飛會反叛嗎？不一定。那麼，嶽飛不會反叛嗎？也不一定。即使嶽飛不想反，他的部下也可能反。當年趙匡胤就未必想反，但他的部下追求富貴，非擁戴他當皇帝不可。更何況，岳飛對皇帝的議和政策是有意見的，對不增加自己的兵權也有不滿的表示，竟敢沖皇帝撂挑子。南宋初期的軍事體制缺乏節制手段，主要依賴部下的忠心，嶽飛的心中有了不滿的影子，這讓皇帝如何安心？最要緊的是，嶽飛擁有反叛的實力。岳家軍有10 萬兵馬，占全國兵力的四分之一強。而且，這支軍隊的戰鬥力極強，民間聲望極高。敵人說：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岳飛本人飽覽經史，禮賢下士，溫和有禮，為人清廉，賞賜一概分給部下。這簡直就是活聖人。嶽飛死後多年，他的眾多部下還聚在一起，聯合起來為他申冤，並且哭聲震天，場面感人。岳家軍的口號是：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擄掠。聯想一下趙構對兀術的評價“雖然強大，專以殺戮殘忍為能事，不顧人心向背，我知道他不會有什麼大作為了”，嶽飛該有多大的作為？
此時此地，對皇帝來說，選擇變得很簡明：或者廢掉嶽飛，或者不廢嶽飛。對嶽飛來說，選擇也很簡明：或者服從，或者反抗。對皇帝來說，岳飛將採取什麼策略是不可測的，但是歷史經驗和親身經歷告訴他，歷代武將在“叵測”的選項中填空時，只要勝算較大，往往要選“反”。不反的還要後悔。那麼，對皇帝來說，究竟是把自己和帝國的命運寄託在“叵測”之上呢，還是讓秦檜出面幹一次髒活呢？
在皇帝眼中，一個好人可能的冤屈，與趙家江山的安全穩定相比，孰輕孰重？這還用問嗎？皇帝的邏輯是：哪種老虎最安全？死老虎最安全。是老虎就該死。在這個意義上，嶽飛得到的“莫須有”罪名是一個非常貼切的罪名。
1141年農曆12 月29 日，皇帝批准賜岳飛死，同時將判刑兩年的岳雲和張憲一同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