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人在推特上向我提出一個有趣的問題：如果要挑出三項政策來改善絕大部份美國人的實質生活水準，我會選擇什麼？
如今有不少立意遠大的政策構想正爭奪著整個國家的注意力和政治資本，諸如全民基本所得、15美元聯邦最低工資、就業保障機制、兒童健康保險、免費大學教育等等。這些提議全都值得考慮，有些更值得實行，但我會選擇把注意力集中在以下三個領域：全民健康保險、較低廉的住房供給，以及產業工資集體協商。


打造全民健保制度


先從健保談起。健保是任何先進國家人民都少不了的必需品之一。意外傷害與疾病威脅的不只是人們的性命，還有工作與謀生能力。但美國健保制度設計有其獨特的功能缺失之處。

保戶和健保供應商在耗費數月協商後，依然得面對不明確的承保範圍及意料外的醫療帳單，這讓購買健保成為一場惡夢。然而真正棘手的問題是保費成本，美國的健保費用支出占國內生產毛額（GDP）比重遠高於其他國家，所獲得健保品質卻相差無幾。

即使是在更富裕的瑞士、挪威、新加坡等國家，健保支出都比美國來得低。美國健保制度的效率低下，賣方壟斷市場也是一大問題。多出的費用成本，不論是來自更昂貴的保費、自付額、非預期帳單、拒絕承保，或是因雇主提撥額或薪資稅而更顯微薄的工資，最終都是從一般美國人的薪水袋裡掏出來的。

推行全民健保制度將有助於控制那些不合理的費用。而且由政府開辦健保，將可利用市場力量來壓低保費，減少現行健保制度所產生的超額利潤，並迫使健保供應商提升效率。事實上，由美國政府提供的美國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保費已經比民營保險商低了許多：實施全民健保最簡單的方式，是允許所有美國人投保Medicare。Medicare不僅是現成的公辦健保方案，且內容制度已被證實行之有效。此外，Medicare包括適度的保險費用分擔機制，保留了民間保險業者參與的空間且能夠限制過度支出，近似於日本和南韓的健保制度。

第二件在美國人的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事，是解決住房取得問題。自從2008年美國房市崩盤後，勞工所得增長就追不上房屋租金上漲速度：在聚集了較高薪工作的美國東西沿岸城市，房租危機尤其嚴重。這迫使很多美國人不得不在低廉的房價或良好的職業前景間作出選擇。


較低廉的住房供給


由於房屋貸款標準轉趨嚴格，想買房置產變得較困難，美國房屋自有率已回落至1990年代的水準，而這場新冠肺炎疫情只令事態更加惡化。同時，各地地方政治動態所導致的排他性政策，使所得較低的民眾難以進入位置條件優越的居住區域。

雖然當前疫情使全美一線大城市的房租稍稍下降，但截至目前仍沒有跡象顯示吸引人們聚居那些城市的根本因素已消失無蹤，放鬆對住房的法規管制對此將有幫助，例如，禁止劃分所謂的獨棟戶住宅區、在合理範圍內取消停車位規定，及放寬建築高度限制等。

不過，有一個更好的解決辦法是由政府來興建住宅，再以低廉價格出售給年輕的低收入首購族。這個辦法和新加坡的作法類似，能夠在都會區等充滿發展機會的區域提供充裕的住房，這將允許年輕世代建立自身房屋資產與財富。

最後，美國人持續面臨的問題是薪資水準停滯。儘管美國GDP穩定成長，在計入健保保費與其他福利後，工資增長速度仍比過去數十年緩慢，提高最低工資對所得處於底層的群體會有幫助，但就整體經濟而言，最有效的解方將是讓工會的權力回歸。不幸的是，美國工會受制於組織模式而各自為政，使工會化的企業處於競爭劣勢。


推行工資集體協商


關於解決之道、也是我所選擇的第三項政策，即產業工資集體協商。在地工會組織將與一群在地企業進行協商，讓位於該地區同一產業內的所有勞工獲得相同水準的工資。採取這種方式進行勞資協商的國家，通常工會覆蓋率較高、薪資不平等程度較低。透過產業集體協商，有望讓許許多多不同職位的勞工感到自身在經濟體系中所涉及利益更大，可能有助於提升生產力。

所以，為了讓生活水準有實質改善，我所選擇的三大政策是：全民健保、充裕住房供給，及產業工資集體協商。前兩項政策旨在解決美國人所欠缺的基本需求，第三項政策的用意則是增加一般勞工的收入。美國民眾所需要的絕不只這些，但能夠負擔且可供依賴的健保與住房制度，再加上工資水準提升，將成功減輕這個國家的人們在物質生活層面所面臨的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