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南門太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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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說史書上的曹操和演義裡完全是兩個人：一個雄才大略，一個奸偽狡詐；一個是軍事奇才，一個是常敗將軍；一個是“非常之人”，一個是贅閹遺醜……
好在史書才是歷史，演義只是小說，曹操似乎可以鬆口氣了。
然而同樣是史書也未必都是真相，只看陳壽的《三國志》或者只看裴松之為《三國志》作的注，幾乎又可以得到兩個完全不同的曹操形象。
陳壽出身蜀漢，後又到晉朝為官，按理對曹操沒什麼好感，但晉朝以曹魏為正統，這是因為它繼承的是曹魏的政權，所以視蜀漢、孫吳兩個政權為非法，陳壽著《三國志》也只能尊曹魏，它寫曹操祖孫三代統一稱“紀”，而寫劉備、孫權只能稱“傳”。
在陳壽的筆下，正是由於曹操的畢生努力才結束了漢末的諸侯紛爭，開闢出三國鼎立的歷史新局面，也正是由於曹操長期掌控朝政，才能推行一系列有利於社會安定與發展的政治措施，尤其曹操主持推行的屯田等經濟制度，其影響深遠，惠及西晉以後諸朝，所以其筆下的曹操是三國時代的第一人，是“非常之人，超世之傑”。
陳壽筆下的曹操集政治家、經濟家、軍事家、文學家于一身，尤其在軍事方面，曹操一生親歷或指揮過數十次大小戰役，較有影響的《武帝紀》裡均有記載，其中不乏生動的戰爭過程描寫，雖然曹操也打過敗仗，但更多的是勝仗，有多個戰役可以當成經典戰例寫入教科書中，曹操是當代的孫子和吳起。
陳壽筆下的曹操幾乎沒什麼大的缺點，比較“高大全”，現在人們所熟知的曹操那些“黑史”基本上都與陳壽無關，這些材料多來自裴松之為《三國志》武帝紀所作的注解。
裴松之注《三國志》武帝紀共有141處，引用的史籍多達22種，內容十分龐雜，既有曹魏方面修撰的官方史書《魏書》，也有曹操的“鐵杆粉絲”王粲寫的《英雄記》，這些都是謳歌曹操的，裴松之引這些材料，進一步豐富了歷史細節，與《三國志》原文互相參照，或者修正原史的謬誤。
但在所引用的史料裡也有像吳人所撰《曹瞞傳》以及晉人所著的《魏晉世語》等，《曹瞞傳》是孫吳“對敵宣傳”讀物，從書名看就知道對曹操懷有敵意，寫的時候毫無所顧忌，裴松之一口氣引了13條，幾乎全為負面，在這些記錄裡曹操成了“酷虐變詐”的人，能力、人品均成問題，連姓不姓曹都有疑問。
在對待曹操的身世上《魏晉世語》等書與《曹瞞傳》一樣也希望把水攪混，還有孫盛的《雜記》，憑空製造于曹操殺呂伯奢一家的奇案。裴松之還引《獻帝春秋》5條、《獻帝起居注》5條、《獻帝紀》1條、《獻帝傳》1條、《山陽公載記》1條，這些著述多同情漢獻帝，自然對曹操無甚好感。關於殺戮問題，裴松之引孫盛的話評論曹操：“夫伐罪吊民，古之令軌；罪謙之由，而殘其屬部，過矣。”
裴松之在引用他人著述的同時還經常直接發表議論，如建安二十四年孫權上書稱臣，諸將勸進，裴松之引《曹瞞傳》、《魏氏春秋》、《世語》以及孫盛的評論記述此事，同時發表議論，認為桓階比夏侯更有義直之節，有諷刺之意。
裴松之通過“松之以為”、“松之按”等形式也對一些厚誣曹操的史料進行了批駁，但正是因為他的記述才讓這些“錯誤”的史料得以流傳。裴松之引了150多種史籍，注文是原文的3倍，絕大多數史籍現在已看不到了，如果不是他通過注解史書這種特殊形式的保存，與《三國志》有關的許多史料我們也就無法看到了。
裴松之大量引用對曹操“不利”的史料，與時代的變遷有關，對此《四庫全書總目》作過總結性評論：
“壽則身為晉武之臣，而晉武承魏之統，偽魏是偽晉矣，其能行於當代哉！此猶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漢、南唐跡近於蜀，故北宋諸皆有所避而不偽魏，高宗以後偏安江左，近於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諸儒乃紛紛起而帝蜀。”
原來是正統觀發生了新變化，身為南朝宋人的裴松之與陳壽的政治立場有所不同，所以才會放心地對曹操進行“全面”評論。
當然，裴松之廣征博引，用豐富的史料對《三國志》進行補充，其積極意義和保存史料的貢獻是巨大的，只是對於曹操個人來說，其形象也因為裴松之作注而發生了巨大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