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汪精衛早期也有積極的抗戰言論，但政治家的公開言論，往往是一種政治鬥爭或對外宣傳的策略；
2、廣州失陷，英法德簽訂慕尼克協定，讓汪精衛對抗戰絕望，他斷定國際援助已不可得，蔣政府獨木難支；
3、因孔祥熙之子從香港發來的電文，汪精衛堅定了與日和談的決心，次日與日方在上海簽訂重光堂密約；
4、汪日和談之路，一步步背離汪精衛“和平運動”的初衷，但汪精衛已喪失談判的政治資本；
5、汪精衛的和日過程，暴露了他作為一個文人知識份子，衝動、自戀的性格，缺少圓融通達的政治智慧和遠見。
汪精衛是中國近代史上不可回避的重要人物。如何從一個“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捨身刺殺攝政王的同盟會英雄，變成國民公敵、大漢奸？歷來眾說紛紜。此前一度流傳的蔣汪合演雙簧說、蔣的陰謀佈局說，皆因證據不足，現已多為學界略過不提。
汪精衛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學者李志毓近年來致力於汪精衛研究，2014年由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驚弦：汪精衛的政治生涯》，以豐富的史料、細膩敏銳的分析，並帶入一部分心理學的視角，提供了對汪新的解讀，受到學界好評。
2015年末，李志毓在《安徽史學》發表新論文《汪精衛對日求和的政治環境及其思想脈絡》，以臺灣“國史館”開放的《汪兆銘史料》為基礎，結合《蔣介石日記》、《陳克文日記》、《王世傑日記》等相關文獻資料，梳理從抗戰初期，至汪離渝求和期間的一些關鍵節點，並以此分析汪精衛的思想和心理脈絡。
1938年，在未獲得日本確切態度之前，汪精衛與日本簽訂重光堂密約。待他出走河內，日本發表第三次近衛聲明，公然違背密約內容，一年後汪日簽訂落實近衛聲明的《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早已背離汪精衛“和平運動”的初衷，但汪精衛已無法回頭，半推半就陷入深淵。
李志毓認為，汪的悲劇性，除了其以文人之軀投入空前嚴酷的軍事化環境和社會重組的巨變時代，也與他作為一個知識份子，多情、脆弱，而易衝動的自戀性格有很大關係，其“不乏捨生忘死的勇氣，但缺少強韌的意志和圓融折衝的智慧”。
廣州淪陷給汪精衛致命一擊
淞滬會戰之後，上海淪陷。此時，除了汪精衛，黨政高層如何應欽，孔祥熙都開始極力主和。
汪曾向蔣提出“以第三者出而組織掩護”的議和主張，被蔣否決。
據國史館公佈的《汪兆銘史料》顯示，汪還試探過由民間人士出面議和的辦法，前提是蔣介石下野。但事實上並無實施的可能。
汪精衛與蔣介石
在李志毓看來，蔣汪對於“持久戰”之分歧，是兩人的根本分歧。蔣試圖以民族矛盾轉化內部矛盾，借領導抗戰，提升國民政府的政治認同。而汪精衛認為，持久戰必使中國陷入分裂和混亂，即便抗戰成功，但最後也將無力應付中共，結果必是敗局。
而1938年10月廣州淪陷，給汪精衛的抗戰信心造成了致命一擊。原本寄予厚望的英國繼續綏靖中立，對日妥協。而此前歐洲爆發蘇台德危機，以英法德意四國簽訂慕尼克協定告終，這讓汪精衛斷定英法不願與德國開戰，更無力聲援中國的抗戰。在美、英、法都無法援中的情況下，汪認為蔣政府獨木難支。
在未得到日本明確態度之前，汪精衛就與日和談
1938年，在抗戰最為艱難之時，日本也改變策略，以軍事打擊為輔，對地方實力派實行政治分化，表現出迫切的求和姿態，條件苛刻程度也略有減弱，包括分期撤兵和蔣下野後仍承認國民政府，並取消華北、華中偽組織等條款。
李志毓認為，“至此汪的求和意志已不可動搖”。但因日本人堅持———議和需以蔣介石下野為先決條件，這使他暫時未作公然議和主張。
日本首相近衛文麿
根據“國史館”藏《汪兆銘史料》，1938年11月2日孔祥熙之子孔令侃在香港與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的親信面談之後，給孔祥熙汪精衛等發來電報：日本此次對中國的侵略，是“日軍閥之侵略”，“其內部既有反軍閥組織，為中國之福，中國似宜予以援助。但在未得確保前，與繼續抗戰並無衝突。”
與日本國內的主和勢力合作，儘快結束戰爭，這正符合汪精衛所期望。只是，在未得到更確切的保證之前，孔氏父子將繼續支持抗戰。而汪卻沒有得到任何保證的情況下，就不顧一切出而求和，“這既反映了他求和之心切，也反映出他衝動的性格。”
近衛聲明違背了汪日和談條約
收到孔令侃的電文第二天，汪精衛派代表與日方主和派的代表影佐禎昭、犬養健、西義顯等人，在上海重光堂秘密會談，雙方約定：第一，日本“儘快”撤軍，條件包括：中國承認“滿洲國”、放棄內蒙地區、出讓華北資源、承認日本所有在華經濟特權；其次，汪精衛宣佈與蔣介石斷絕關係，隨後日本公佈調整中日關係的根本方針，汪精衛發表聲明回應；同時，雲南、四川的軍隊宣佈獨立；汪召集親汪派，成立新政府。
李志毓認為，這些明確的條款，使汪精衛最終下定叛逃重慶的決心。一個月後，汪精衛經昆明飛赴河內。日本隨後發表第三次近衛聲明，但是，在這次聲明中，完全刪去了有關“撤兵”的字句，而且把“蒙疆”這一具體而明確的概念也改成了含混的“特定地區”。然而，即使是這樣一個聲明，日本軍部亦沒有履行的誠意。
1939年12月，汪日雙方就落實近衛聲明的《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條款進行最後之討價還價，陳公博曾對影佐禎昭說：“哪裡是基本條約，簡直日本要控制中國罷了。”影佐回答說：“在目前不能說日本沒有這個意思。”
據說在簽署《要綱》時汪精衛潸然淚下，說：“他們要我簽，我就簽罷。中國不是我們幾個人賣得了的。”之後懸崖勒馬逃離汪精衛陣營的陶希聖說：“好比喝毒酒。我喝了一口，發現是毒藥，死了一半，不喝了。汪發現是毒藥，索性喝下去。”
李志毓認為，“喝毒酒”的隱喻，形象地表現了汪的性格，他在行動中常帶著一種近於妄想的偏執與自信，相信自己能夠挽救時勢，並不計後果付諸行動。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汪精衛訪日時與東條英機（左二）在一起。
以下為騰訊文化對李志毓專訪：
騰訊文化：從九一八事變到1938年投日，汪精衛是否也有一個從堅主抗日到和日的轉變過程？
李志毓：很多研究者都這麼認為。如果我們從汪公開發表的言論來看，的確是這樣。但是，政治家的公開言論，往往是一種政治鬥爭或對外宣傳的策略，並不能完全代表他內心的真實想法。
在1932年-1936年之間，汪有相當激進的抗日宣傳。但同時他也會在一些私人的書信中，表達對中日戰爭的完全悲觀的看法。在外交上，他也推行親日的外交路線，並希望通過避免戰爭，使日本國內軍人派的勢力下降，非軍人派的勢力上升，直到1935年11月1日，汪在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開幕式上遇刺，辭去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職務。
抗戰爆發初期，汪精衛與蔣介石一致，堅持備戰、應戰、不求戰、亦不避戰的總方針。但在抗戰精神和態度上，汪蔣卻有很大差別。從蔣介石日記中可以看出，蔣對於抗戰的態度，是堅決的、主戰的，對形勢的估計常常是樂觀的。而汪則表現出更多的猶疑、焦慮，和避戰、和談的心理。
騰訊文化：汪精衛滯留河內時，胡適從紐約來電勸汪：“此時國際形勢好轉，我方更宜苦撐，萬不可放棄十八個月之犧牲。”他所說的國際形勢好轉，是否確有好轉，還是奉蔣之托的勸慰之辭？
李志毓：1938年12月，國際形勢應該說有了一點起色，例如經過駐英公使郭泰祺的外交努力，英國已答應對中國進行物資援助，並稱正在草擬“對日報復辦法”。中國一直期待的英美在遠東合作、一致行動的局面也現出端倪。據郭泰祺報告，“英美平行動作，確在進行中”，“美政府……已向英政府提議，對日採取經濟報復步驟，現正在商洽中，英國政府甚願合作，決定 Go as Far as and as fast as American Government（與美國政府）”。
駐英公使郭泰祺
就在汪精衛出走之際，國民政府向美國的2500萬美元借款又取得了成功，這使抗戰陣營充滿了樂觀的氣氛。“豔電”發表後，郭泰祺曾自倫敦向蔣介石報告說：“英方對我抗戰主張不因汪之豔電有所影響”，總裁駁斥近衛聲明的演說，已在英國很多報紙登載，英國朝野都明白，謀和主張在中國國內沒有力量，不會影響政府抗戰到底的既定方針。在新的一年中，歐戰可能全面爆發，英美蘇法四國的合作必將增強，美國有望放棄孤立政策。這些消息，都鼓舞了抗戰陣營的信心。也使汪的求和主張更加孤立。但是，這些好轉，並不足以改變汪精衛對於中國本身無力抗戰的悲觀看法。
騰訊文化：近衛發表第三次聲明，內容有違重光密約的協定。為何汪精衛仍然在29日發表了“豔電”？如果汪此時意識到日本的虛偽，他是否仍有回頭的餘地？
李志毓：沒有。汪不可能再回重慶政府。如果汪蔣可以合作下去，汪就不會出走了。汪對於和談的艱難有充分的估計，更不會一遇挫折就改弦更張。
騰訊文化：汪精衛曾對犬養健說，自己發起的“和平運動”，最終目的不是為反蔣，並且希望重慶政府能加入進來。汪所說的“和平運動”的最終目的是什麼？
李志毓：和平運動的最終目的當然是“和平”，是停止戰爭。關鍵是怎樣的條件下的“和平”。重光堂密約中提出的條件是汪精衛可以接受的。後來形勢發生了變化，汪精衛在中立地區已無法立足，事實上已落入日本人的控制之中時，汪對“和平運動”有什麼期待呢？
偽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
除了犬養健，參與對汪工作的另一個日本人影佐禎昭，也在回憶錄中記述了汪精衛去上海途中的談話。汪精衛說：首先，他有一些請求和希望，希望近衛聲明不是日本表面上的宣言，而要能確確實實的實行，如果不能確實的實行近衛聲明，則他必免不了被責備說受了日本人的騙。如果能夠真正的名副其實的實行近衛聲明，則重慶政府的抗日理論必將落空。其次，希望日本能以長遠的眼光來看和平政府的發展。汪還提出，建立和平政府之後，必須擁有兵力，但這個兵力要絕對避免與重慶作戰，絕不能發生民族間流血的慘劇。總之，汪希望通過建立和平政府，“與日本人樹立和平合作的模範，以事實向重慶政府和一般民眾證明，和平論並非沒有根據、從而誘導重慶政府走向和平，使其與日本從事全面的和平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