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中國近代史，離不開國共兩黨；而研究國共兩黨史，離不開西安事變，因它是兩黨關係的轉捩點；但西安事變的主角張學良，活到101歲，就是不肯說出事變內幕，直到去世，把他知道的秘密帶進了墳墓。
自1936年西安事變至今69年中，海內外出了很多關於這一事件的書籍，海峽兩岸對張學良的評價卻像黑、白那樣兩極：大陸把他譽為“民族英雄”，臺灣定他為“歷史罪人”。
到底怎樣給張學良蓋棺論定？要回答它，就必須弄清楚七個關鍵性問題：第一，日本侵佔東三省，張學良為什麼不抵抗？第二，蔣介石為何不同意“抗日”？第三，張學良為什麼發動兵諫？第四，西安事變造成了什麼後果？第五，誰應該對西安事變負責？第六，張學良為何近一生被囚禁？第七，張學良怎樣看待中國那段歷史？
第一，張學良為什麼在東北不抵抗？
對於日本入侵東三省，東北軍不予抵抗，世間廣泛流傳是因為蔣介石曾有一手諭給張學良，不讓其抵抗。張學良明確回答說，“是我們東北軍自己選擇不抵抗的，我當時判斷日本人不可能要佔領全中國，我想儘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給他們藉口擴大戰事。我們採取‘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但最後不能‘殺不出血’。殺到全中國來了，我們只能拼死一搏。”
張學良在臺灣軟禁幾十年後首次接受記者採訪時也是這樣解釋：“當時的中央不是蔣總統，是孫科（蔣那段時間下野，國民政府主席是林森，行政院長是孫科），當時中央給我的指示是，相應處理。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承認那時判斷錯誤。我下令不抵抗是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除了所謂“錯估局勢”，張學良可能還有不願直說的原因，那就是東北軍根本不是日本關東軍的對手，如果抵抗就是全軍覆沒。包括張學良在內的中國軍閥們，都是靠部隊多少而存在的，沒有了東北軍，就沒有了張學良的地位。東北深山老林多，盛產土匪。張作霖的東北軍其實就是最大宗的土匪，在小股土匪眼裡它是“正規軍”，但碰上裝備精良受過訓練的日本關東軍，東北軍就露出土匪本色。張學良曾為爭奪鐵路權率東北軍和蘇俄軍隊交過手，結果大敗，被迫簽訂屈辱條約。那次慘敗，等於向日本展示了東北軍不是東北虎，而是紙老虎。1933年3月熱河一戰，日軍僅用128名先頭騎兵，幾乎兵不血刃就攻佔了熱河省會承德，可想而知東北軍的戰力和張學良的指揮能力。
汪精衛雖然後來成為漢*，但在918事變時，他是主張抗日的，他繼孫科後出任行政院長，曾多次給張學良發電報，催促他出兵抵抗，責備張學良“去歲放棄瀋陽，再失錦州，致三千萬人民，數十萬土地，陷於敵手……”但張學良總是推諉說糧餉不足，拒不行動，並還暗指汪精衛無權指揮東北軍，結果氣得汪精衛辭職出洋，認為這個行政院長沒法幹了。
在日本關東軍攻打熱河之前，中國有識之士都認為張學良這個當時吸毒成性、沉緬女色的公子哥根本沒有能力指揮整個華北的抗日，軍政老將宋哲元、商震、龐炳勳等都要求蔣介石親自北上，指揮抗日。著名知識份子胡適、丁文江、翁文灝三人當時曾聯名致電蔣介石，指出華北抗日，不是張學良能夠領導的，熱河如果再輕易失守，政府責任難逃，籲請蔣介石速來華北親自指揮。
蔣介石接到胡適等人電報後覆電說，他第二天就北上。然而當天夜裡，熱河全境就被日軍佔領。蔣介石後來感歎說：“我估計日本要用六個師團的人，日本國內和臺灣（當時在日本手裡）都得動員兵力。我們每日都有情報，知道日本沒有動員，故料日本不過虛聲嚇人而已。不料日本對湯玉麟、張學良的軍隊（能力的瞭解）比我們知道得多。”
當時進攻東北的日本軍隊只有幾萬人，而僅張學良的東北軍就有30萬部隊，但熱河就這樣輕易失守，對此胡適非常悲憤，在《獨立評論》上發表了“全國震驚之後”一文，認為熱河失守，張學良罪責難逃。胡適毫不客氣地指出：“張學良的體力與精神，知識與訓練，都不是能夠擔當這種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
地質學家丁文江也在同期《獨立評論》發表了“給張學良的公開信”，批評張學良既無指揮能力，又不親赴前線督師，但卻戀權不放，陷東北百姓于水火，貽誤國家。
第二，蔣介石為何不同意“抗日”？
東北失守之後，蔣介石為什麼不同意張學良要抗日的主張，最後激發出西安事變？從常識和邏輯來說，當時連一般老百姓都無法容忍日本侵略，作為一個具有強烈民族主義情緒的中國領導人，蔣介石怎麼可能就不准 備抗日呢？從蔣介石的一生可以看出，儘管他和.有很多不同，但有一點非常相似，他們都是強烈的民族主義份子，這點從後來他和.都無論如何要堅持“一個中國”可以看出。
而且八年抗戰的歷史事實已證明，蔣介石不僅堅定抗日，而且領導了整個抗戰（國民黨部隊承擔了主要戰場，我軍僅是敵後打打遊擊）。據香港學者李穀城的研究統計，八年抗戰，國民黨軍隊傷亡340萬人，.軍隊傷亡61萬人。從犧牲的人數大小也可以看出誰在承擔主要的戰場和責任。
從台海兩岸的史料都可以證實，蔣介石並不是不抗日，而是在抗日的戰略時機上和張學良有嚴重分歧，蔣介石主張“攘外必先安內”，即抗日之前，先統一內部，清剿.紅軍。這種政策主要出於兩個考量：
一是當時中國雖結束了軍閥割據，但政令難以統一，尤其是.不僅仍擁有軍隊，並割據陝北一方。蔣介石和張學良的最大不同之處是，蔣對.的本性有相當的瞭解，深知如果不剷除紅軍，它會利用抗日之機 得以發展而後患無窮（後來的歷史正是這樣演變的！）。
蔣介石苦心經營的五次圍剿紅軍和.，雖然前四次失敗，但第五次獲得成功，紅軍被迫進行所謂“兩萬五千里長征”的大潰退。潰退到陝北的紅軍僅剩下幾萬人，蔣介石多年的艱苦剿共，終於有了眉目，他怎麼讓它功虧一簣呢。
二是以當時中國的國力無法與日本匹敵，必須儘量爭取時間，以儲備力量。史學家黃仁宇在《從大歷史讀“蔣介石日記”》一書中說，當時蔣介石“深知兩方的實力，如即此倉卒應戰，只有自取敗亡。”因此蔣的策 略是，儘量避免全面抗日的爆發，以爭取時間組建更多師團，建造兵工企業，構築能夠對日作戰的國家能力。
1934年，蔣介石就把為抗日而建立的國防設計委員會改組為“資源委員會”，直屬蔣直接領導的“軍事委員會”，在湖南、四川、湖北等大後方創建軍工廠和重工業。西安事變時落到張學良手裡的蔣介石日記中對這些國防設計有詳細描述（這也是促成張學良醒悟的原因之一）。在西安事變前一年，蔣介石還堅持“和平未到完全絕望之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決不輕言犧牲。 ”
但蔣介石為什麼不把他的想法告訴群情激昂要求抗日的中國民眾呢？“918”之後，日本內部對是否攻佔整個中國也有分歧，中國仍有可能和日本周旋，拖延日本全面入侵中國的時間，以積蓄自己的力量，從長計議。因此如果作為當時中國領袖的蔣介石公開這種戰略部署，等於告訴日本人，中國正臥薪嚐膽，準備全面抗日，會刺激日本鷹派提前全面侵華。因此國人當時多不知蔣介石的這種國防設計。日本佔領東三省後，中國人慷慨激昂，誓言抗日，尤其是大學生和小知識份子們，很容易熱血沸騰，難以聽進去理性的聲音。
當時中國知識界對此保持清醒頭腦的是胡適和他的弟子傅斯年等人，胡適發表“華北保存的重要”一文，主張“停戰謀和”，指出以中國之國情“不足以對日言戰”；“戰則必大敗，而和則未必大亂”。胡適後來還提出，“日本倘能自華撤兵停戰，中國不惜承認滿洲國”。胡適為文解釋說，當年比利時曾被德國佔領，法國割兩省給普魯士，都是由於實力懸殊而採取的權宜之計，後來有實力又收回。
但胡適的見解不僅無法成為主流聲音，而且被指責為“漢奸”“賣國賊”。胡適當年曾感慨：中國有古訓“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應該再加一條“時髦不能跟”。胡適和汪精衛的本質不同是，一旦所有謀和手段失敗，日本進攻全中國，胡適則堅決主張全民血戰，直至最後一寸土，最後一個人。這也是後來他為什麼打破不做官的自律，在蔣介石的幾次懇請後同意到美國做“中國大使”爭取美國援助的原因之一
第三，張學良為什麼發動兵諫？
熱河失守後，全國輿論沸騰，責駡政府無能、不抗日。張學良被人罵為“不抵抗將軍”，張學良是在父親被暗殺後匆促繼承父業，成為東北軍最高長官。他從小不愛讀書，喜歡的是毒品、女人，他的知識水準，可能都不如那些上街空喊抗日的學生，更談不上對中國當時的國情認知到胡適那種水準；
而且他對蔣介石的戰略部署根本不知情。
除此之外，張學良還有一個隱秘的動機，那就是利用兵諫逼蔣抗日之後，他就可以在西北聯合紅軍和西北軍而割據，不僅洗刷不抗日的汙名，而且可與蔣分庭抗禮。
事變之後張向蔣提出的條件，不僅有停止剿共立即抗日，還有成立西北聯軍和西北抗日聯合政府等政治要求。張學良所以提出這樣的條款，是因為他在.人周恩來等秘密接觸談判中，周已表示要在西北建立以張學良的東北軍為主、西北軍和紅軍為輔的“三位一體”的西北聯軍，成立和南京中央政府分庭抗禮的“西北抗日聯合政府”。據大陸新公佈的史料，張學良在首次和周恩來密談時，就給了“見面禮”兩萬大洋和20萬法幣 ，周恩來對張學良彬彬有禮，一口一個“張將軍”地推崇，也使張學良產生紅軍和西北軍都要推舉他 為“西北王”的幻想。
但張學良即使有這樣的認知局限和隱秘動機，如果沒有另兩個條件，西安事變也不會發生：一個是他權傾一時。張學良從他的軍閥父親張作霖的所謂軍事學校“講武堂”一畢業，就被任命為旅長，那年他才19歲；發動西安事變那年張學良才36歲，就已晉升為陸軍一級上將，是除了蔣之外，全中國最高軍事領袖；另一個是他的東北人性格，他描述自己說，“東北人有優點，但毛病也很多，魯莽，好衝動，捅漏子，我正是這種性格，而且人家讓我捅一個婁子，我一定捅倆。”這樣的知識水準，這麼大的軍權，又加上這樣的魯莽性格，不出西安事變才怪了。
第四，西安事變造成什麼後果？
在西安事變爆發前一年，紅軍在江西的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被迫進行長征，其間兵員損失慘重。在西安事變前夕，.的陝北紅軍僅剩下不足兩萬人，這時圍剿紅軍的國民黨中央張學良的東北軍、楊虎城的西北軍加起來?3萬人，紅軍處於空前的險境。但西安事變改變了這一切。.軍隊不但不再被圍剿，而且被正式承認為國民政府軍隊，建制八路軍和新四軍。在八年抗 戰中，.實行“三分抗日，七分發展”的內部政策，至抗戰結束時，兩萬人的紅軍發展到八路軍90萬，新四軍30萬，有了120多萬軍隊。
日本歷史學家松本一男說，“在西安事變裡獲益最多者是中國.，蔣介石失去了身為國家元首的面子，張學良種下了被監禁半個世紀以上的開端，楊虎城也導致了被慘殺的命運，但是對.來說，拜西安事變之賜，紅軍得以重生、發展而取得天下。”
“中國.之所以有今天，是托張少帥之福。因為認清這個事實，中國.一直把張學良看成‘千古功臣’。”
西安事變給了紅軍一個喘息和倖存機會已是公認的事實。因此胡適說：“沒有西安事變，.很快就可以消滅了……西安事變對我們國家的損失是無法彌補的。”
在事變第二天，胡適就曾給張學良發去一封電報指出：中國形成一個領袖不容易，如果蔣介石出現不幸，中國將倒退20年；並嚴詞警告張學良“應念國難家仇，懸崖勒馬”，陪同蔣介石回南京，以謝罪國人；同時明確定性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是“名為抗敵，實則自壞長城”，是“國家民族之罪人”。
中國通”費正清在他的最後一本著作《中國新史》中對此寫到：“若不是日本全力侵略，南京政府本來可以逐步引導中國走向現代化。事實卻不然，抗日戰爭給了.和.機會，他們在鄉間奠定了新的.勢力，卻排除了國民政府剛剛開始發展的都市文明社會的影響，在戰爭環境下，.建立起一個準備好打階級戰的新形態的中國。”
西安事變的第二個後果是，蔣介石被迫提前全面抗日。由於倉促，結果只能用中國人的血肉鑄成“新的長城”。黃仁宇在他的書中感歎說：“世界上沒有一個以農村社會作基幹，不具實質上的統一，衣食未果的國家，打敗一個工商先進國家的先例。”結果是，面對日本侵略軍的飛機、坦克、大炮，中國軍隊根本沒有打擊的武器，士兵只得全身綁上手榴彈，滾到坦克底下，和它同歸於盡。
第五，誰應該對西安事變負責？
西安事變是中國近代歷史中最具戲劇性的事件，因為兵諫等同於軍事政變，而政變不是取而代之，就是使最高領袖成為傀儡，因為無論從常識或邏輯上，在武力威逼下即使被捉者改變政見，一旦重獲權力，絕不可能接受這種方式。
但張學良就是這樣一個不按邏輯，不遵常識，不想後果做事的人。在捉蔣前的師軍長會議上，他宣佈要動手，眾人無語，只有王以哲軍長問“捉了之後怎麼辦？”張學良回答，先捉了再說。這麼大的事怎麽可以先捉了再說？而在張決定陪蔣返南京時，部下勸阻，他又是先送他回去再說。天底下像張學良這樣糊塗透頂、又獲得這麼高軍政領袖地位的，恐怕找不出第二個，這也是中國一絕。
著有《張學良側寫》一書的臺灣作家郭冠英和張“往來甚密”。但他也表示，張學良“是公子哥性格，沒常性，做事衝動，毫無計畫，與這種人共事，‘做他長官頭痛，做他部下倒楣’……結果是‘害朋友，毀部屬’。”
但說張學良做事全無計畫也不盡客觀，大陸發表的史料已證實，在西安事變之前，張學良曾秘密和周恩來等共產黨人見面會談，提出“你們在外面逼，我在裡面攻，內外夾攻，把蔣扭過來”的方案。張學良曾認真的要求加入共產黨，如今共產國際否決他入黨要求之檔也已刊出，足見張與共產黨之間所有之關係已非尋常。”因此西安事變發生後，張學良“等待來自莫斯科的是讚揚和無盡的軍事援助。
但完全出乎張學良意料的是，蘇聯竟聞訊大怒，蘇共《真理報》和《消息報》相繼發表社論抨擊張楊的舉動，認為這將導致中國內戰，日本坐收漁翁之利。已證實的史料是，事發第四天，蘇共給陝北發去電報，要求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美國記者斯諾的《紅色中國散記》中也說，宋慶齡曾告訴斯諾，這期間她“曾替史達林轉過一封很凶的電報給毛澤東，內容是要求中共必須（對張學良）施加壓力放蔣。”張國燾的回憶錄也提到當時曾接到史達林措辭很嚴厲的一封電報。而西安城內則飄灑著政府空投的傳單，印的就是《真理報》社論。
大陸公佈的當時代表共產國際的蘇共領導人季米特洛夫的日記有這樣的記載：“張學良的行動，不論他的意圖如何，客觀上只能損害把中國人民的力量團結在抗日統一戰線中，並會鼓勵日本對中國的侵略。”（華譜：《中共黨史最新資料》）
毛澤東、周恩來等本已準備在延安搭檯子公審蔣介石，但迫于蘇共壓力，只得派周恩來去勸張學良釋放蔣介石。張學良最後釋放蔣，也是在眾叛親離，除了楊虎城之外沒有任何外援下不得已做的選擇。
在紐約那次聚談時，當提到周恩來，張學良誇周是“大政治家”，“說話簡潔，反應迅速，非常機敏。我們在一起談事情，三言兩語就能談清楚。”但他也抱怨說，當初周恩來說捉蔣，講得頭頭是道，後來說放蔣，也是頭頭是道。其實關鍵不是周“頭頭是道”是“大政治家”，而是張學良“頭頭無道” 是“小土匪頭”，別人怎麼說，他就隨著往哪邊走，全無自己頭腦。張學良在聚談時也承認，他是東北的“白帽子”（過去東北趕大車的人都戴白氊帽），這是東北土話，相當於北京話“二百五”，廣東話“漆線”。
西安事變後蔣介石評價張學良是“小事精明，大事糊塗”。張學良在紐約聚談時則評價蔣介石“有大略無雄才”。當年之所以發生西安事變，張學良當然應負主要責任，但這也和蔣介石“沒有雄才”相當有關。
第六，張學良為何近一生被囚禁？
張學良陪同蔣介石抵達南京後，受到軍法審判，判處有期徒刑10年。但第二年張學良就獲特赦，隨後被長期“管束”，實則幽禁，直到蔣家父子去世、李登輝擔任總統時才獲得完全的自由。
西安事變，不僅使蔣介石喪失顏面，還有政府高官及蔣的幾乎全部衛士被打死。從蔣介石的角度，這種行為顯然於國民政府之法律、于中國文化之倫理、于長官下屬關係之情理，都完全不容。因而當時軍法審判張學良，獲得國人支持。傅斯年等知識份子當時還提出“對張懲處極刑”。
但蔣介石為人詬病的是，他不是使用法律手段，而是使用“私刑”，特赦後一直不釋放，終生軟禁張學良。如果蔣介石認為張學良觸犯法律構成死罪或終生坐監罪，應該當時判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而不應以家法代替國法，視法律為兒戲。
有人替蔣介石辯護說，當時如果釋放張學良，他和東北軍就可能成為共產黨的力量；而在去了臺灣之後給張學良自由，他就可能像李宗仁那樣尋機投共，成為攻擊和統戰臺灣的力量。但這些辯護仍是側重策略層面，而不是以法律為準繩；而且都是以假設的可能來剝奪一個在法律意義上已無罪的人的自由。
有意思的是，張學良到死都不怪罪蔣介石長期軟禁他。在紐約聚談時，張學良說，“我幾十年失去自由是應該的。如果我是蔣介石，我會槍斃了張學良，因為這是背叛啊！但蔣先生讓我活下來，這是蔣先生的寬大。我一生最痛苦的事是蔣先生殺了楊虎城，因為應該殺的是我。”
張學良獲得自由來到美國定居後，大陸政府多次捎話邀請他回大陸看看。張學良還透露說楊尚昆親自接見了他的侄女，並捎話給張學良，只要他願回大陸看看，他可派專機到美國接他。
張學良在透露這些內情後說：依我本願，很想回大陸去看看，主要是想看看東北鄉親，給父親掃掃墓；但我最怕捲入爭執糾纏之中。我已遠離政治，唯一的願望是大家把我的名字忘卻，只當一個普通的小小百姓，從此不再有政治糾纏，不再有記者踏破門檻，不再有任何採訪，求閑雲之清靜，達野鶴之超脫。因此他給自己起的新名號是“閑雲野鶴”。
張學良的老同學呂正操後來還專程飛來紐約，面勸張學良回大陸，但張仍是至死也沒有回去他曾說過“想極了”的家鄉，而死在海外。
張學良為什麼選擇不回去？從紐約聚談的印象，以及張學良的其他談話可以感到，張學良對當年那種劫持蔣介石的方式已痛悔，他多次說自己“魯莽衝動”即是委婉表達後悔之意。在紐約時還明確說他發動西安事變是“闖了大禍”，自己是“罪人”。他清楚共產黨感激的正是他發動西安事變，使紅軍得以倖存最後掌了天下。如果他回到大陸，共產黨當他的面捧他為“大功臣”，他會很尷尬；但如果他真實道來對發動西安事變的悔恨，也會使中共下不了臺。與其雙方尷尬，不如暫時避開，這可能就是張學良一再說等政治不再糾纏時再回大陸的真實心理。但中國人的事情，什麼時候會沒有政治糾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