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常讀國際新聞，對於新加坡這個國家恐怕印象會不錯。花園城市，經濟發達，金融中心，街道乾淨，人民生活幸福，官員清廉……總而言之就是，一個高大上的國家。
如果你英文夠好，即使翻遍西方主流媒體，恐怕也找不出幾篇批評新加坡的文章。
問題是，新加坡真的好到沒有缺陷了？西方媒體那麼擅長質疑政府，怎麼會放過這樣一個總理一當30多年，過了幾年換兒子繼續當，執政黨50多年未變的東方國家？
其實，西方媒體對於新加坡的批評，非不想也，乃不敢也。之所以不敢，是因為李光耀從他執政起，就開始了和媒體孜孜不倦的鬥爭。而劍橋大學畢業，在英國拿到律師執照的他，從來不靠嘴巴鬥爭，而是在法庭上、禁令中，讓媒體付出慘痛代價。
真的，和李光耀比起來，那些和他打過架的媒體，只能用「Too young，too simple，sometimes naive」形容。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
馴服西方媒體
馴服來自西方的主流媒體，顯示出了李光耀的過人之處。
作為一個英文是官方語言之一的國家，吸引了大量西方投資的國家，曾經一貧如洗被馬來西亞趕出了家門後不知怎麼辦的國家，西方媒體以為，新加坡又是他們遇見過的那種後殖民地。於是，批評報導紛至沓來，針對李光耀這個長期執政者的批評也不少。
律師出身的李光耀，在1986年決定，對涉及新加坡內政的外國報刊，執行限制銷量或發行量的法令。這裡面有著一個劍橋一等畢業生的精明：首先，這些報紙沒有被封禁，而是減少了銷量，至於減少到多少，那就不好說了。其次，你做涉及新加坡政治的報導也沒關係，只要你願意原文照登我的答覆信，只是，你敢登嗎？再次，銷量給你砍下來是沒錯，但是我沒說讀者不能複印你們的文章啊，所以你們的閱讀量有可能還是很高的嘛。
第一個撞槍口的是著名的《時代》週刊。在報導了一名反對黨議員的新聞後，李光耀的新聞秘書去信更正報導中不符事實之處，當然啦，人家沒登。然後《時代》的銷量被從18000本一路砍到2000本。8個月後，答覆信原文照登。
《時代》雜誌從此獲得了「聽話技能」。此後，很多西方媒體都「掌握」了這項技能，比如《經濟學人》、《紐約時報》等等，有好幾家還付出了數十萬美金的學費。
不到黃河不死心的是《華爾街日報》亞洲版。犯的事就按下不表，總之呢，新加坡政府1987年把它的銷量從5000減到了400，然後一向愛表示對他國遺憾的美國國務院就表示了遺憾。
有政府撐腰，《華爾街日報》本該舒服點，但李光耀可不是吃素的，對美國國務院也表示了他的遺憾，於是對方沒再插嘴。
隨後，《華爾街日報》表示，願意「犧牲賣報收入」，拯救那些想讀本報而不可得的讀者，免費為其派送。道德感爆棚有沒有？李光耀也來了個道德感爆棚的回覆：可以，但報紙上不能有廣告，以證明動機純良。
《華爾街日報》灰溜溜地表示不接受，辯駁說這樣會造成額外的開支和時間安排的問題。李光耀立刻回應：新加坡政府來出你們額外開支的一半。
該報拒絕後，再未回應。
最為精彩的則是李光耀大戰《泰晤士報》。那是1990年，該報一位記者發文指責李光耀本人，說他治國不當，「瘋狂地決意阻止任何人在他的王國裡違抗他」。既然指向了他本人，那自然要親自應戰，於是寫信給這位叫萊文的記者，邀請他在倫敦來場「現場直播的電視辯論。」
對方第一波認慫的理由是，沒有電視台會感興趣。李光耀怎麼會讓這種事發生呢？他早就聯繫了BBC的主席，答應騰出半小時給這場辯論。
對方第二波認慫的理由是，你在報紙上被罵的就應該通過《泰晤士報》作出回應，不能換媒介啊。於是李光耀立即去信表示，你不能跟我當面對質真遺憾啊。《泰晤士報》沒登，於是李光耀買了《獨立報》半個版的廣告位，把這封信登了出來，並在BBC接受採訪說，「在我的國家，提出指責的人如果不肯面對他所抨擊的對象，就什麼都不必說了。」
那個記者就真的再也沒寫過任何關於李光耀或者新加坡的文章了！
李光耀的智慧
要知道，自新加坡1965年建國之後，從來沒有反對派對李光耀和他的人民行動黨有過任何威脅，在議會的80多個席位裡，反對派好的年頭也只能拿到2、3個席位。總理嘛，李光耀當了31年，交給了手下親信繼續當，過了幾年兒子李顯龍接任……
把政治對手都收拾得服服帖帖，遑論散兵游勇的媒體。李光耀旗幟鮮明地表示，他根本就不信「新聞自由」那些東西。
「西方制度容許富裕的報業鉅子決定選民每天該閱讀些什麼，我卻不吃那一套。」李光耀根本沒打算掩飾。
李光耀的一句話講得頗為語重心長：「如果我們不站起來回應外國媒體的抨擊，新加坡人民，尤其是記者和學者們，便會相信自己的領袖不敢辯駁或辯不過人家而不尊重我們。」
西方歷史上曾經形成報刊的四種理論：集權主義理論、自由主義理論、社會責任理論、蘇聯的共產主義理論。自由主義理論的影響之大，到今天依然對世界有著深遠的影響。
站在東方一個小國的李光耀，歷經半世國家飄零、發展艱辛，早就形成了強大的內心，對於這些理論在新加坡的適應程度不以為然。與那些只會對罵的國家不同的是，接受過西方專業法律訓練的他，能把這些問題轉化成具體的法律問題，也能在道德上，通過鑽研對方的缺點，有的放矢。
李光耀說，報刊的擁有者和記者們，不具有想登什麼就登什麼的權限，因為與新加坡的部長們不同，他們不是民選的。這就意味著，他們不具有對政治指手畫腳的權利。
正在加大外宣力度的中國，不妨從中尋找一些可資借鑑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