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閣又改組了，昨天總統府宣布由江宜樺接任行政院長，這是馬英九總統執政五年的第四任閣揆。我們擔心的是，內閣如此頻繁的異動，馬總統如何實現治國藍圖，又如何兌現打造幸福台灣的承諾？
記得去年此時陳冲出任閣揆，他甫上任即引用「吳越春秋」一書所述「民富國強，眾安道泰」，提出富民經濟的願景。言猶在耳，但陳冲已經去職；短短一年，富民經濟又成歷史。而在此之前，閣揆吳敦義一上台也曾提出「庶民經濟」的口號，但除了後來編了幾項庶民指標，庶民經濟究為何物，如今已不復令人記憶了。這就是內閣頻頻改組的結果，讓人不勝唏噓。
台灣自本世紀以來經濟每況愈下，不論生產、出口或所得皆已被韓國遠遠超越，實質薪資更回降至十四年前。所以如此，雖與經濟結構、人力結構未能與時俱進有關，然而這些結構之所以未能及時轉型，最根本的原因實與內閣過於動盪、閣員流動過於頻繁有關。試想一個永遠處於磨合期的內閣，如何實現其願景？經濟為韓國超越、所得停滯十餘年，豈有意外可言？
過去近十年間，我國內閣改組的頻率可謂舉世罕見。民進黨執政的八年所任命的閣揆有唐飛、張俊雄、游錫堃、謝長廷、蘇貞昌，隨後張俊雄又回任，平均每位閣揆的任期僅短短一年四個月。2008年國民黨再次執政，內閣動盪的情勢依然，短短五年不到馬總統又已任命了劉兆玄、吳敦義、陳冲、江宜樺四任閣揆，閣揆任期之短與民進黨執政時期，不遑多讓。如此內閣，對下難以領導文官，對外難以應對立院，經驗不足難以因應全球變局，氣勢微弱難以樹立決策威信。如此而執行力日弱，民意反應日差，豈是偶然？而決策高層不察，不知內閣難以贏得民意的根本原因，動輒加以更換，致使閣員尊嚴喪盡，人才不願為政府所用。如此內閣氣勢既失而難以駕馭百官，難以駕馭百官則上令難以下達，上令難以下達則願景必變為口號，願景一旦成了口號，則經濟豈能不停滯，民怨豈能不升高？如此循環不已，改組內閣本欲贏得民心、提振經濟、改善民生，其結果卻適得其反。
我們回顧台灣經濟成長最快速的1980年到2000年之間，景氣欣欣向榮，國人每月的平均薪資也由8，843元大幅提升至41，861元，對照今日的停滯，令人感慨。何以這個時期台灣經濟充滿活力，這並非那個年代沒有競爭對手，也絕非那個年代沒有風暴，而是我國有一個安定的內閣，有一批令人敬重的閣員。孫運璿擔任六年的行政院長，俞國華的閣揆任期也有五年之久，隨後閣揆的任期雖較短，但這二十多年間也只任命了六任閣揆。這些閣揆任期長，閣員也都是一時之選，能從容因應變局，因此歷經二次石油危機、亞洲金融風暴，當亞洲鄰國哀鴻遍野，台灣依舊穩定成長。
只要對台灣近五十年經濟發展歷程稍有涉獵者，都明白內閣穩定的重要性。1969年孫運璿出任經濟部長，這是台灣經濟轉型的關鍵年代，孫運璿這任部長當了九年，九年之間台灣的國內生產毛額（GDP）成長了四倍。同樣在1969年，李國鼎由經濟部長轉任財政部長，兩年後台灣面對退出聯合國、石油危機、世界糧荒紛至沓來，值此之際，十大建設甫上路，財政需求孔急，李國鼎銜命赴沙烏地阿拉伯籌款；在最壞的年代，由於因應得宜，七年後當李國鼎離開財政部時，中央政府債務餘額僅742億元，一年收支也還有161億元的賸餘。
回顧台灣近五十年的發展歷程，我們若要比開會、比報告、比藍圖，昔日內閣不如今日，但要比因應變局的能力、前瞻經濟的遠見、執行政策的決心，則今日內閣遠遠不及昔日。而我們十年來內閣之所以只會成天開大會、提報告、畫藍圖，正因為任期太短，提出報告後旋即去職，下一任上來又提新願景，同樣不久又下台。如此循環不已，內閣最後只能淪為紙上談兵，一再遭到外界訾議，然而孰令致之？
我們認為要解決台灣今天的經濟困境，最重要的不是成天高言大志規劃藍圖，而是要建立一個安定的內閣。任命閣員但問其才德而無需在年齡、派系上自我設限。以近日央行總裁彭淮南續任案延宕不決而言，即令人不解；或謂彭淮南已年逾七十應另擇新人任之，但值此國際貨幣戰爭日烈之際，實不宜躊躇不決。央行總裁責任重大，應以能者任之，絕不可啟用紙上談兵之人，否則台灣經濟危矣。
動盪的內閣已讓台灣經濟停滯十年，馬總統只剩三年多的任期，實不宜再讓內閣動盪下去。唯有慎選閣員組成安定的內閣，台灣經濟回復昔日繁榮，庶幾有可成之期。如今閣揆既已確定由江宜樺接任，則後續財經閣員的調整，攸關未來台灣經濟能否由剝而復，期盼當政者秉持歷史眼光，做出明智的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