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型貨櫃輪「長賜號」在蘇伊士運河擱淺，不只是貨櫃航運業一個頭痛問題而已，更是當今世局的暗喻、全球化經濟的警世寓言，以戲劇化的象徵示警，喚起世人注意究竟哪裡出狀況且可能持續出亂子。
前瑞銀（UBS）首席經濟學家夏德威（Larry Hatheway）與前瑞銀投資長弗里德曼（Alex Friedman）投書巴隆周刊（Barron's）說，滿載貨櫃的長賜號航行在海上，可說是全球化經濟的象徵，畢竟消費者觸摸的每項產品，從手機、電腦鍵盤、服飾、家具、汽車方向盤到運動鞋，在工廠運往消費者家門的途中，都曾待在貨櫃中。

這兩位Jackson Hole Economics創辦人指出，長賜輪船頭到船尾卡在蘇伊士運河兩側堤岸，堵住全球繁忙的貿易航道，體現出全球化經濟就像這艘巨輪一樣，可能輕易擱淺。儘管工程師已讓長賜輪船體再度浮起，但全球供應鏈仍需一些時間才能消化耽擱數日的影響，而這起事件短期內也不易被人遺忘。

●反諷意味濃厚

整起事件反諷意味濃厚。前埃及總統納瑟（Gamal Abdel Nasser）辦不到的事，一艘打橫的長賜輪辦到了：封鎖住蘇伊士運河。本土主義者、民族主義者、民粹主義者和其他反全球化人士辦不到的事，蘇伊士運河這個人類工程奇蹟辦到了：卡住全球貿易的齒輪。


●四點說明幸災樂禍者的無知


若有人見長賜輪擱淺暗自竊喜，恐怕搞不清楚狀況。從這起事件可得到一些重要的教訓，但幾乎全無欣喜之理。

以幸災樂禍心態看全球化擱淺，反映對經濟和人類福祉的無知。夏德威和弗里德曼舉四個理由說明如下：

一，貨櫃以及載運貨櫃的船隻、卡車和火車，有如人類物質需求和渴望的視覺表徵。如果我們基於道德、倫理或環境的理由，寧願世上少一些這些東西，那麼應做的是改變自己的喜好，而不是改變滿足我們渴望的遞送機制。

二，全球化（globalization）與系出同源的資本主義（capitalism）遭到詆毀，何其無辜。兩者結合起來，是人類史上最強大的脫貧利器。和資本主義一樣，全球化也無法公平滿足所有人的需求，甚至連造福全人類都辦不到。然而，沒有別的經濟制度能如此嘉惠那麼多民眾，且分配資源的效率幾乎可媲美自由市場。

三，全球資本主義是因為選擇和互惠而存在。既不是強制，也不是零和。無論是人與人、社群內、國境內還是國與國之間的自由貿易，其總和是正數。

四，全球化將全人類連結起來。也許這無法保證人類的存續，但歷史紀錄彰顯出，相較於閉關自守、民族主義和本土主義，交流互動是邁向和平共存更好的途徑。


●資本主義與全球化的脆弱


同時，長賜輪擱淺也有如當頭棒喝，提醒世人現代資本主義和全球化有多脆弱。

蘇伊士運河被長賜輪塞住導致貨櫃航運大癱瘓，凸顯出這世界對冗長供應鏈和及時（just-in-time）庫存的依賴。行得通時，這種做法可在我們需要的時候、以儘可能最低的價格交運貨物；但行不通時，我們就得蒙受供貨嚴重短缺和價格高漲之苦。

根據埃及當局的說法，這次事件可能是人為疏失造成。但下一次呢？可能是精心策劃的恐怖攻擊或軍事攻擊。自由不羈的市場擅長提供的是效率，而不是備援。

因此之故，若我們要倚重市場，就必須有機制（稱為「政府」）能確保防衛措施到位，讓商務即使在遭遇威脅的緊要關頭，仍能維持貨暢其流。歷史告訴我們，全球化需要有某個「霸主」（hegemon）坐鎮，以確保海洋和運河運輸通道維持開放暢通。近幾年美國這個霸權國家似乎對扮演這種角色興趣缺缺。長賜輪擱淺也許不能怪美國，但這艘巨輪的命運及其擱淺掀起的動盪，提醒我們：如果貨物要從產地順利運抵市場，不能只靠尖端的科技和卓越的物流系統。


●全球貿易阻塞的暗喻


蘇伊士運河「卡船」也是「全球貿易阻塞」的暗喻，所幸這次危機化解了，但一場貿易戰或一波疫情仍可能導致這種結果。在某種可能的情境下，這種結果可能嚴重到堪與1970年代的供給衝擊（supply shocks）相提並論，那將迫使央行在重拾就業最大化與對抗飆升的通膨之間，做出棘手的抉擇——就在民主體制和公民社會遭遇1930年代以來最大政治威脅之際。

長賜輪脫淺成功。但世界經濟要擺脫反全球化、自給自足、閉關自守等幻想的糾纏，是更艱鉅也更長期的任務。長賜輪擱淺可能只是某種單純的人為疏失造成；但全球化和資本主義仍面臨險境，恐在種種蠱惑妖言和虛妄承諾作祟下，被引至危險水域觸礁擱淺，屆時造成的人類苦難，豈是一艘貨櫃輪擱淺所能比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