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夢與噩夢 王丹
我們對現實失望的時候，我們會更願意討論夢想。當中國的領導人習近平上任提出「中國夢」這個詞以後，我們也就知道，他跟大部分中國人一樣，對現實是失望的。對現實失望，又無能為力，所以要去編織夢想，這本來也算是常態，可是，如果我們深入討論人類的夢想，會發現，就像夢也有美夢和噩夢一樣，編織什麼樣的夢想，代表了什麼樣的對待現實的立場。
胡適與魯迅，就是這樣的對比。
其實，所謂「中國夢」根本就不算是什麼新的願景，而是老掉牙的論述。1928年底，胡適就曾經寫過一篇〈新年的好夢〉。當時是蔣介石全國執政的第一年，國共已經分裂，蔣介石基本上清楚了異己力量，開始進行治理全國的規畫。這樣的政治發展帶給胡適很大的希望，在〈新年的好夢〉中，他夢想來年全國和平，因而可以裁軍，將軍費減去大半；他夢想苛捐雜稅完全取消；夢想鐵路收歸國有，鴉片之禍永絕中國；夢想有一點點言論自由，偶爾能給當政者指點一下錯誤，等等。這是典型胡適式面對中國的態度：對執政者寄予一定的希望，認為通過監督和建設，可以達到某種程度的進步。因此，保持一種樂觀向上的積極性，對時局，對政治，對當局，對自己，都有這樣的樂觀的情結。
完全相反的態度，來自思想界另一翼。魯迅後來也寫過一篇〈聽說夢〉，對胡適式的樂觀可以說是大唱反調。魯迅在文中說：「雖然夢『大家有飯吃』者有人，夢『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夢見建設這樣的社會以前的階級鬥爭，白色恐怖，轟炸，虐殺，鼻子裡灌辣椒水，電刑……倘不夢見這些，好社會是不會來的，無論怎麼寫得光明，終究是一個夢，空頭的夢，說了出來，也無非教人都進這空頭的夢境裡面去。」如果說胡適夢見的是美好的未來的話，魯迅夢見的，是黑暗的現實。這樣的夢當然是悲觀的，但是我們必須說，也是犀利甚至是現實的。
不管是胡適，還是魯迅，他們筆下所謂的「中國夢」，只是托「夢」之名，描摹當下的社會。如果從這個角度理解的話，以今天的角度反觀那段歷史，其實還是魯迅對於中國的現實看得比較清楚和正確。胡適那樣的老好人式的期待，掩蓋了當時中國政治的混亂，黑暗和暴戾，因此縱然給人一種迎向未來的希望，但是這樣的希望並沒有現實基礎，說得再好聽也是鏡花水月。所以魯迅才批評胡適他們，說這樣的美夢的編織，實際上是引導人民放棄抗爭，在「空頭的夢」中麻痺自己。
也許有人說，像魯迅那樣悲觀刻薄，眼睛裡只看到現實的黑暗，難道社會就能進步嗎？沉浸在噩夢中，我們還要如何生活？然而，這正是魯迅的力量所在。魯迅真正學會了尼采的精神，他一方面絕不迴避現實的黑暗，另一方面，卻也絕對不會因為噩夢帶給人的絕望而放棄抗爭。他真正是「在絕望中抗爭」。
這正是社會進步需要的精神：不要對現實有太多的幻想，但是也不能因為幻想破滅就放棄理想。帶著絕望進行抵抗，雖然貌似悲劇，但是建立起來的，正是改造社會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