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1/29【陳世欽編譯】
表面上，當前的歐元區與1997年秋的南韓經濟問題迥然不同。兩者均是極其嚴重的經濟危機案例，然而歐元區的問題源於偏高的政府債務，南韓當年則面臨外資大舉撤離與貨幣崩盤的問題，幾乎全部的債務都集中在企業界。
然而歐元區或許可以從南韓的經驗中記取教訓。當時，南韓結合明智的改革與快速復原，以致擺脫危機的速度快於外界的預期。韓元大幅貶值是南韓得以轉危為安的重要關鍵。歐元貶值似乎是歐元區峰迴路轉的可行途徑之一。
歷次危機各不相同，然而1990年代的南韓具備多項與其他有問題新興經濟體相同的特色。與政界關係良好的南韓財閥透過大舉借貸且成本低廉的手段迅速擴張。外部股東幾乎無法影響經營這些財閥的實力派人物，債權人則毫無限制的對他們放貸，所持理由是，主要的財閥太過重要，南韓政府不可能坐視它們破產。
另一方面，在債務有增無減的過程中，政治因素扮演重要的角色。它衍生許多弱點，一旦投資人開始緊張，這些弱點可能迅即化為經濟危機。表面上，南韓國有銀行負責管制資金的流動。實際上，民間企業與政府關係緊密意味，財閥自認可以有恃無恐。
危機肆虐泰國與印尼之後，1997年秋天，南韓出現全面性的恐慌，韓元貶值導致企業的國外借貸成本變得更沉重，恐慌為之更嚴重。國際貨幣基金出面馳援，但無助於穩定局面。
歐元區當前並未面臨外債的問題。它的債務全數是歐元，而且多是歐洲各國政府債欠本國銀行。然而這是有毒的結合，希臘與義大利已經發現這個問題。歐洲的債務不同於當年的南韓，兩者面臨的問題可能均無法克服。
經濟成長是脫困之途，因為它足以降低債務與GDP之間的比例，並使繳息安排看來合理。然而歐洲並不具備振興經濟的標準手段：財政政策受制於已經偏高的債務規模，歐洲央行因為唯恐出現通膨而緊守既定的貨幣政策。
檯面上的其他構想，包括各種結構改革，均不足以促成短期的快速成長。今年9月，葡萄牙打算以降低工資稅與提高增值稅的手段創造「內部貶值」，如今已經打消此意，可能是因為政治上不可行。
另一方面，真正的貶值可以為真正的經濟創造奇蹟。如果扣除通膨因素，歐元得以貶值30%，奄奄一息的義大利經濟必然可以起死回生。
1997年，南韓經濟嚴重衰退，翌年的局面仍然極為艱困，然而1999 年的南韓GDP卻大增11.1%。
貨幣政策是歐元能否貶值的關鍵。如果歐洲央行同意寬鬆貨幣政策或提供旨在支撐各項紓困方案的足夠「流動性」，投資人一定會擔心通膨，導致歐元貶值。另一方面，如果歐洲央行決定任由部分主要經濟體如義大利債務違約，歐元極可能因為投資人擔心違約擴散而進一步貶值。
表面上，歐元區官員不可能採用貶值的政策。實際上，它是最可能的政策方向。
當然，貨幣貶值不是萬靈丹。南韓當年的問題同樣涉及困難的步驟，包括政府與最大財閥之間的對立。其中部分財閥甚至公然違法。經過連串攤牌，大宇集團甚至揚言不惜違約之後，南韓政府取得最後的勝利。呼風喚雨的大宇集團宣布破產與重整。
整體而言，南韓政府有效制約民間企業此前享有的龐大權力（可為肆應當今超大型銀行的借鏡）。
同理，歐洲必須設法解決更深層次的結構問題。它需要一個財政中心，正如1787年的美國需要聯邦徵稅當局。的確，歐洲需要類似美國的憲法大會與後續的批准討論。
歐元貶值足以為內部的管理改革奠定基礎。無論是否喜歡，歐元承受的龐大壓力極可能迫使歐洲官員跨出這一步。
（作者Simon Johnson是國際貨幣基金前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