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積電在上周（3日）與美國總統川普共同宣布決定在美國大規模投資千億美元。（歐新社）
吳孟峰／核稿編輯
〔財經頻道／綜合報導〕台積電在上周（3日）與美國總統川普共同宣布決定在美國大規模投資千億美元。《外交家》雜誌（The Diplomat）指出，川普政府繞過台灣政府，直接與台積電聯繫合作重塑全球半導體供應鏈，單邊干預作法讓台灣政府扮演的角色失去明確性，美政府和外國公司權力不對稱合作則是史無前例，此舉可能會產生持久影響力。再者，川普的「矽谷治國方略」（silicon statecraft）更令國際和產業界不安。
台積電將再投入1000億美元，用於在亞利桑那州建造三座擁有最先進製程節點的新製造工廠、兩座先進的封裝廠和一個研發中心。建設過程將在未來幾年內進行，旨在應對川普政府可能對台灣徵收的25%至100%的關稅。投資計畫將使台積電的關鍵半導體生產更加接近美國客戶。
這項台美投資計畫符合美國更廣泛的產業政策目標，即恢復重要供應鏈，並減少對亞洲半導體瓶頸經濟體的依賴。鑑於台灣在半導體領域的主導地位，以及台海兩岸日益升級的緊張局勢，這些目標對台灣來說尤其重要。
體現台積電適應力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項投資決定體現台積電的適應能力，然而，這些措施的意義不僅限於表面，還對當地的外商投資審查、核心關鍵技術保護以及（尤其是在台灣）國家安全法等監管框架提出了根本性挑戰。
事實上，有些人將台積電及其周邊的生態系統描述為台灣「矽盾」的基礎。台積電在美國的大規模擴張引發人們對台灣在不斷變化的地緣政治形勢下能否保持其技術優勢、戰略中心地位、經濟繁榮和國家安全的擔憂。
川普以國家安全和「美國優先」為名對全球半導體產業採取的干預主義做法。（彭博）
半導體產業的戰略重要性毋庸置疑，這並不是美國政府第一次積極地干預和重塑這個關鍵產業。1980年代也發生類似的情況，當時雷根政府在美國半導體公司日益增長的壓力下，對日本採取果斷行動，以應對其在半導體行業日益增長的影響力。
當時日本企業在記憶體晶片生產領域成功趕上並超越了國企業。1978年至1986年間，日本公司基本上主導了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DRAM）晶片的生產，這是當時最受歡迎的晶片類型。美國在全球市場的佔額從70%下降到20%，而日本的份額則從30%飆升到75%。
迫於壓力，雷根政府放棄了自由放任的保護主義政策，最後在1986年達成日美半導體協議。這項協議幾乎不是互惠的：它強加了市場准入要求、管理生產和價格控制，部分也受到反傾銷和301條款調查的威脅。
重建半導體干預手段 川普與雷根政府明顯不同
這次川普以國家安全和「美國優先」為名對全球半導體產業採取的干預主義做法，在某種程度上呼應雷根幾十年前的「管理貿易」策略。
與雷根一樣，川普也採取包括單邊關稅在內的激進政府干預措施，以應對外國在關鍵技術領域的主導地位。兩屆政府都認為技術領導地位對美國的經濟復原力和軍事霸權至關重要。
然而，川普與雷根之間的一個關鍵區別在於，兩國政府在嘗試重塑關鍵的技術產業上作法明顯不同。在雷根執政期間，重組主要透過政府間談判和正式協議進行，並藉助反傾銷措施和關稅等手段進行。該框架擴大了美國市場准入，同時抑制了日本企業在國內外的主導地位，使美國晶片製造商受益。
相較之下，川普政府基本上是在政府模式以外開展工作。川普政府繞過台灣政府，直接與台積電合作重塑全球半導體供應鏈。
與1980年代的日本政府不同，現今的台灣政府顯然沒有參與相關討論。事實上，直到台積電投資案達成一致共識後幾天，台灣總統賴清德才在魏哲家的陪同下召開聯合新聞發布會，向台灣民眾就此事做出遲來的解釋。
由於台灣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仍不明確，這種延遲回應凸顯了其缺乏透明度。有一點幾乎可以肯定：台積電在白宮宣布的投資幾乎沒有給台灣政府任何事後審查的餘地。
川普政府直接與台積電聯繫合作重塑全球半導體供應鏈，單邊干預作法讓台灣政府扮演的角色失去明確性。（彭博）
政府和外國公司權力不對稱合作 史無前例
值得注意的是，川普這種「矽谷治國方略」因多種原因而令人不安。首先，該流程的非正式、臨時和公司特定性質，利用美國政府和外國公司之間的權力不對稱。川普與台積電之間的動態聯繫可以說是史無前例，其重要影響超越了台灣和半導體產業。
在川普2.0時代，台灣政府在處理中美關係的複雜性時也面臨制約，特別是在缺乏正式外交關係的情況下，政府間互動變得更加複雜。然而，繞過正式管道卻會剝奪政府之間接觸所能提供的有限的保護和外交影響力。
美國公司的利益與台積電以及台灣更廣泛的半導體生態系統緊密相連。因此，台積電在美國擴張的成敗，不僅對台灣，而且對美國企業都有重大影響。任何對台積電的干擾，無論是透過突然徵收關稅還是其他措施，都將不可避免地困擾輝達、蘋果、高通以及與台積電密切合作的類似美國公司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