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怡彥／大學教師
都市計畫之發展歷史背景，源於工業革命以來大量人口擁入都市，造成都市環境品質惡化。為解決因此衍生之問題，所謂的花園城市、雷特朋大街廓抑或都市土地分區管制的觀念被提出，進而有相關理論的進展。換句話說，「都市計畫」是為了解決都市環境不佳的問題。所以不管是容積率、建蔽率的設定或都市設計準則制定，這些「工具」皆是為改善都市生活環境而生。理論上如斯，但在台灣的實踐過程，卻不然。
合宜住宅或社會住宅，為提供中產階級可負擔的理想住居單元而衍生的產品，但為吸引建商參與，容積率成為地方政府重要的工具；抵費地滿手在握，但標售不出去，容積率再次成為地方政府的談判籌碼；都市公園綠地不足，為鼓勵建商綠化提供兩年短暫公園，還是容積率。不管是古蹟保存、公共設施用地取得、土地標售等，遇到地方政府財政不易負擔之事件，這些理應讓都市生活更美好的「工具」，似乎反而成為惡化都市生活品質的元兇。容積移轉或獎勵，遠超過原細部計畫規範之土地使用強度，公共設施不足、日照權被剝奪等接踵而來的問題衍生。
再者，容積率的檢討委於地方政府之手，基於首長制之精神(儘管形式上是合議制)，發展權成為一言堂。權力無限上綱的過程，土地開發的價值有太多的想像空間。因之，建商將農地或既有民居徵收，賦予高強度發展權，配合以某某園區、某某大專院校進駐、某某快速道路，土地開發利益瞬間乘數增長，甚而透過已購屋居民連署要求捷運建設，建商周邊土地更加速增值。如此環環相扣，衍生錯綜複雜的政商網絡。
選舉屆至，有的地方首長開始容積大放送，也有候選人開始喊提高容積獎勵，未能考量總體設施承載量的前提下，這些都不是負責任的作法。發展權誰說了算？如果是以金錢為導向的建商，我們住居所在的環境品質與期待有相當大的落差，也就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