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前外國傳教士怎麼看中國人
文/ 蒼穹（華中師範大學）
明清之際，基督教第三次傳入中國，這一次傳入產生了較大影響。以利瑪竇為代表的天主教傳教士尤其是耶穌會士在明清之際的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相比於同時期其他來華外國人，耶穌會士不僅能出入宮廷，與上層人士打交道，參與政治決策，還仔細地觀察、研究中國社會，編寫文章書籍，吸引了西方世界更多的人瞭解中國民俗和文化，同時又向中國介紹西方的科技和發展狀況，直接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樑。但到了康熙時期，由於著名的“禮儀之爭”，康熙帝下令禁止天主教在中國傳播，只准有天文、數學技藝的傳教士留居京城，其餘則遣返，雍正、乾隆、嘉慶等帝採取同樣策略。天主教失去了在中國公開傳教的環境。所有傳教活動只得轉入地下。
到了十九世紀初，通過宗教改革而形成的新教（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基督教）開始向中國派遣傳教士，主要是受17——18世紀西方被稱為“福音復興運動”的宗教熱潮影響。傳教士是抱著相當執著的傳教信念來到中國的，當時兩個較大的派遣差會是英國倫敦傳道會和美部會。 他們在中國面臨怎樣的環境及有著怎樣的生活呢？
首先，就是清政府的不允許傳教的禁令。直到鴉片戰爭前，清政府對外國人嚴加防範和管控，將他們限定在廣州城外珠江沿岸的一片住區，由廣州的十三個商人組成的商行負責管理與外國人的貿易事務並監督外國人的行為。傳教士達到後是向自己國家的商務管理人員遞交介紹信，得到住宿安排，然後以商人身份為掩護居留中國，由中國商行頭子為其向官方擔保其身份。
英國傳教士馬禮遜是第一位來華的新教傳教士，他初到廣州時，獨自一人經歷過一段相當艱難的歲月。花費了大量時間和精力學習漢語，以達到溝通上的理解與信任。從1807年進入廣州，到1834年在廣州去世，他在中國生活了二十多年，基本上掌握了中文，期間他完成了《聖經》的翻譯並編撰了《華英詞典》和其他語言作品，還向西方世界介紹了大量中國的現實和歷史、文化與政治，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他是重要人物。而他所完成的編撰詞典和語法書以及翻譯《聖經》的工作是開創性的工作。
當時引起傳教士震驚的是中國的拜神現象。馬禮遜進入中國首先在廣州穿行于珠江上的上千民船上看到船民用燃香祭拜神明的現象，他在日記中感歎到“這許許多多無知的，但是精明的、堂堂的中國人，我能為他們做什麼呢？”，“他們對只有一位充滿智慧、獨一完全的上帝，乃是世界的創造者和統治者這樣的信仰，竟毫無概念。然而他們卻敬拜許多神明，並對許多偶像獻上祭品”
美國裨治文在參觀中國寺廟後“流露出一種特殊的既好奇又反感、既喜歡又厭惡、既欽佩又輕蔑的複雜感情”。對內住僧人他在日記中記述:“他顯得既不關心今生，也不關心來世……只覺得他是一位可憐而又可悲的迷信者。”
醫藥傳教士衛三畏寫道：“在潮水平緩的時候在這些街上走走，你會看到觸犯上帝尊嚴的種種令人厭惡的行為。一個熱情的基督徒不可能不被這個智慧民族的墮落程度而深深觸動。每個商店、每個角落、每個門柱實際上只要有房子的每個地方都燒著香，線香的數量是如此多，以至於在城市上空形成了一片雲煙，這時候在外面行走幾乎什麼都看不見”。
基督新教反對偶像崇拜，對燒香燃紙燃燭、供果祭酒、叩頭求告等拜神求神的做法，新教傳教士們覺的觸目驚心、不可接受。衛三畏寫道：“我到這兒已經一周了，在這麼短的時間裡已經看到了無數偶像崇拜的情形，它們足以煥發我所有的工作熱情。這座城市……一個需要基督徒努力的城市……我們難道不應該深深同情這群人，共同努力幫助他們嗎”。
然而效果卻不如人願，中國人對福音普遍漠然。傳教士接觸了許多下層百姓，他們日日為家庭生計操勞，精於計算，對傳教士和其講述的基督，幾乎不大關心。
衛三畏曾在日記中表述他與中國水手的交涉。“你向他們講解小冊子上和《聖經》上的內容，但是他們充耳不聞。他們只是默默聽著，當你停下來等他們回答你的問題時，他們會問你多大了以及你從什麼地方來。如果你解釋書中的文字，他們看上去會同意你說的一切，但那主要是出於禮貌，話題是陌生的，說話的人是陌生的，使用的語言從總的方面來說也與他們習慣的風格與語調不一樣。但當你詢問有利可圖的水上運輸，告訴他們你衣服布料的價錢，或詢問他們的家庭、他們的父親時，你便觸動了他們的心弦，並且找到了真正的聽眾。”
中國人對生活的態度體現出一種理性的現實主義精神，傳教士在並未獲得其認可時便介紹自己的信仰，一般是得不到積極的回應的。衛三畏以失望的口氣寫道：“異教徒的遲鈍和麻木是一直生活在基督教土地上的人們無法想像的……我願意和他們辯論一整天，但是你找不到有足夠思維能力的人和你辯論，一個為他的信仰和習俗辯論的人”。
彼時西方大多國家處於工業革命大浪潮的尾聲，紛紛崛起為資本主義大國，社會生產和思想都在飛速的進展，在國家力量增強的同時，在思想上，逐漸確立基督教文明高於其他民族的優越感，故在有些傳教士的日記和書信中不時可見帶有優越感的語氣。然而許多傳教士對中國文化亦有欣賞和喜愛的一面，在他們的傳記中，時常有表達對中國傳統生活的懷戀，傳教士也受人文主義和平等思想影響，相信在上帝面前，無論國別和種族，獲救的罪人是平等的。
總之，鴉片戰爭前，傳教士以秘密身份在華活動了幾十年，直到鴉片戰爭後，才通過《南京條約》正式確立了在通商口岸傳教的權利。之後，大量的傳教士來華，在以後的中國近代史上產生了重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