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年月算清楚了，是一項重大的國家戰略工程，只有搞清統治下的人口年齡才能收稅啊。
秦朝是中國第一個大一統王朝，有了中央政府就有了稅，而自然經濟下，稅的直接體現是糧食和人力，所以怎麼控制住人是統治者最重視的問題。日本的中國史學者西嶋定生所謂“皇帝對民眾實行個別人身支配”的秦漢時期，最簡單有效的辦法就是登記人口。從秦始皇十六年（前231）“令男子書年”開始，直到清宣統三年（1911）頒佈《戶籍法》之前，官府的戶籍和檔案只記載民眾的生年或年齡，不記出生的月和日。
所以，按照這種計歲法，哪怕你出生在這一年最後一天，在歲數上也和出生在第一天的人沒有任何差別。即便你們的實際年齡差了幾乎整整一年。
這就是為啥古人重虛歲不重周歲的原因。
這項登記年齡的工作開始時間，在秦朝，是在“戶時”也就是每年的八月。造籍——就是登記戶口，是一個複雜的過程，包括民戶占年、官府案比、編定戶籍等一系列活動，民眾申報年齡後，官府經過核實再登到戶籍上。因此要耗費時間，通常是兩個月，那麼取哪個時間點為記錄之准呢，秦漢時的慣例是“計斷九月”，包括戶口統計在內的各種資料截止到當年的九月，為計簿提供戶口數位的造籍作業就必須在九月底前完成。原因很簡單，因為當時最重要的糧食作物粟在九月成熟。九月底結束統計，十月份就可以徵發農閒的農民去服徭役，時間就對上了。
因此，著籍時間事實上就成了官方年齡的增年節點。換句話說，官方年齡的增年節點不是以傳統的歲首為標誌，過了這一天就增一歲；而是以著錄到戶籍上的時間，也就是造籍的標準時間作為一歲的開始，簡言之即以著籍為增年的標誌。
在每年造籍的情況下，民眾的一歲實際上就成了兩個相鄰著籍時點之間的時段。而民間自有一套算年齡的辦法，可以歲末增年，也可以歲首增年，還有為自己慶祝生日的，這樣一個人等於有了兩個歲數，官方年齡和私人年齡。
到漢代，漢武帝進行了曆法改革，採用更科學的《太初曆》。《太初曆》規定一年等於365.2502日，一月等於29.53086日；以“加差法”替代之前的“減差法”以調整時差。將原來以十月為歲首改為以正月為歲首；開始採用有利於農時的二十四節氣；以沒有中氣的月份為閏月，調整了太陽周天與陰曆紀月不相合的矛盾。從此東亞大陸的人類進入了規整的太陽回歸週期紀元。
秦及漢初以十月為歲首的這段時期，造籍登記的時間在八、九月，所以民眾也是“歲盡增年”；漢武帝改定太初曆後，造籍時間沒有變化；但正月成了歲首，就不能再說“歲盡增年”了，官方年齡和私人年齡的差別就顯現出來了。
這兩個年齡是何時統一為一個今天所說的“虛歲”的呢？
是在唐朝。唐代在造籍年的前一年年末預報“來年手實”，造籍的標準時間實際上是在正月。至遲從唐代起，官方年齡已經變成了歲初增年，制度與禮俗最終合二為一。
古人連自己的年齡都往往算不清：歲末增年、歲首增年和造籍增年
以上兩段，想必很多同學已經看暈乎了。不要緊，我們可以直接從這裡往下看。
古代有這許多計算年齡的方式，虛歲的產生也絕非來自一種計算方式。歲末增歲、歲首增歲都有可能，他們可沒有保持隊形的好習慣。
實際上到了明朝，學者們就已經不太能搞清楚古代人怎麼計算年齡的了。顧炎武在《日知錄》中提出了古人“歲盡增年”的說法，他說:“今人以歲初之日而增年，古人以歲盡之日而後增之。”
對這個說法，另一位大V錢大昕就不同意。錢大昕舉出“絳縣老人”的例子，認為古代實行周歲計年。錢大昕所舉這個例子，是學者持“古人周歲計年”說的主要論據。
據《左傳》記載，“絳縣”那個地方的老人都搞不清今年是哪年。襄公三十年，絳縣人“不知紀年”，只知自己“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師曠推算出他生於“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即文公十一年（前616），時年73歲。因為計算起點是出生月和日，所以這個計算應該算是周年計算，支持了錢大V的周歲計年說法。
但仔細推敲，又感覺哪裡不對了。絳縣老人的出生日期比較特殊，他的生日“正月甲子朔”即夏正的歲首。這樣，周歲、虛歲的增年節點在同一天；但在計齡上，周歲因為不算出生的這一年，就比虛歲少一年。到魯襄公三十年（前543）二月，表面上已經過了歲首和絳縣老人的生日；但當時行周正，三十年二月即夏正的二十九年十二月，實際上距歲首和絳縣老人的生日還差幾天。所以按照周歲算，絳縣老人只有72歲；師曠說的73正是虛歲，即加上出生那一年的演算法。這樣，這個例子只能證明古人其實還是以虛歲來計算自己年齡的。
事實究竟如何，答案在風中飄，就無法追究了。
最後才是本文的重點：虛歲作為一種連發明虛歲的古人都搞不清的東西，你可以完全不用理會它對你的心理壓迫，擁抱年輕的周歲，享受門檻之前的最後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