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除舉債上限如何？
廢除舉債上限，全民共同監督國會與政府，才能真正使民眾納稅的錢花在刀口上。圖為稅改聯盟抗議政府拚命舉債的行動劇。圖／本報資料照片
立法院修改公共債務法，各地方政府無不以公共利益理由爭取舉債額度，但受到總舉債額度限制，在粥少僧多下，大家都不能如願，因此紛擾不休；其實只要把國家總負債比例提高，所有爭議均可迎刃而解。
經濟理論上，找不到任何理論或學說可以告訴我們「政府負債高到那個臨界點，國家經濟會有重大不利影響」；相反的，李嘉圖等值理論及其跟隨者，更認為政府借債與課稅的結果沒有差異，長期赤字對經濟之影響等同於長期課稅。
就各國經驗來看，我們知道美國舉債上限是GDP的125％，但已不足，最近兩黨將再演調高舉債上限角力，最後結果必然是調高舉債上限。日本實際負債占GDP的比重高達236％，但日本並沒有因此而緊縮財政支出；剛好相反，甫當選首相的安倍晉三，更強力要求寬鬆貨幣政策以及擴大財政支出來刺激日本經濟。
依照台灣經濟狀況，我們有龐大外匯存底，國際收支連年順差，消費、投資與政府支出不足，導致過多儲蓄；公共投資與社會福利與同等所得國家比又嚴重偏低，在政治上加稅又幾乎不可能，那麼放寬舉債上限，甚至於完全取消舉債上限，似乎反而是合宜的。
仔細分析舉債上限的功效，可以明白看出它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舉措，茲說明如下。其一，舉債上限變成政黨惡鬥的工具，以2011年美國為例，當國家負債達到上限，如果不提高上限政府運作將陷於停頓，政府信用會瀕臨破產，兩黨也都知道不能不提高，但也都希望透過壓迫或歸責對方來爭取政治利益，其結果是舉債上限最後還是提高了，但過程中的紛紛擾擾對社會的損害已經造成，連美國國家債信都因此被信用評等機構降評。
其次，舉債上限的訂定，會讓人忽視國會對政府監督的品質，如果實際債務餘額距上限還遠，大家會以為國家財政健全，多增加一些支出無可厚非，以致於浮濫支出反而不受限制；反之，當快要達到舉債上限時，各種要求撙節的聲音會越來越大，以至於許多必須的支出被刪減，從而影響國家服務品質，甚或影響經濟成長與全民福祉。
第三，舉債上限會限縮國家因應景氣應有的政策工具，譬如在景氣低迷需求不振時，政府可以採用寬鬆的貨幣政策與擴張財政政策，但如果此時已處於舉債上限，則不僅不能擴大赤字預算，連前此的赤字亦須刪減，不啻將政府兩項對付景氣的工具減少一項。
第四，舉債上限是違背政府財政原則的，政府財政與私人或企業不同，私人與企業必須量入為出，政府則是量出為入。而政府的收入基本上來自租稅，它不僅是反景氣而行，且非常沒有彈性。反之，政府支出是與租稅收入在景氣因應上背道而馳，不景氣稅收少時，政府的支出反而應增加，此外突如其來的政府支出需求，如遇到重大天災，戰爭等都不能等待課稅來支付，舉債因此成為政府收支應用上很重要的工具，訂定舉債上限限制與剝奪政府量出為入功能殊為不智。
第五，舉債上限對於經濟更有自動緊縮效果，當政府達到舉債上限時，除到期公債本金可以發新債償還外，原來靠新債支應的支出必須停止，還必須靠正常稅收支付公債利息，影響政府功能的正常運作，且使景氣不論好壞都面臨緊縮。
最後，舉債上限對於政府債信與民眾信心是不利的，我們知道只要政府負債接近上限，不論該上限的規定是高是低，民眾自然會因為感受政府負債而恐慌，輿論也自然開始關心政府支出，雖然此種關心可以減少政府不當浪費，但更多的情況是徒然製造社會對立、政府施政拖延以及不必要的社會喧擾與擔憂。
節制與監督政府支出，避免民脂民膏被政府浮濫支用是全民共識，但以訂定舉債上限做為手段，卻是治絲益棼，未見其利反受其害，並不是明智的方法。廢除舉債上限，全民共同監督國會與政府，要求國會預算審查時不能搪塞了事，必須謹慎的逐項逐筆檢視，甚至以零基預算方式檢討政府機構與功能的必要性與效率，如此才能真正使民眾納稅的錢花在刀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