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社論】 2012.07.28 03:00 am
主計處調查，台灣卅歲以下的受薪階級，去年六成三平均薪資不到三萬元；其中廿至廿四歲的年輕族群平均僅兩萬二，失業率卻逾百分之十二。如何避免年輕世代淪為「失落世代」，不只是政府的責任，企業家也應該共同貢獻心力。
近年歐美陸續爆發失業青年大規模反政府的示威，台灣雖可慶幸情況不如西方國家那麼嚴重，但國內十多年來薪資停滯不前、青年就業愈發不易，情狀亦絕不樂觀。已開發國家青年的高失業，主要是受產業外移及全球化的影響，許多工作機會被薪資更低廉的新興國家所取代；但當此一失衡的狀況影響到一整個年輕世代的命運，甚至影響到整個社會的士氣和未來活力，恐怕就不能當成單純的經濟命題來看待。
比起「生於憂患」的上一代，被稱為「草莓族」、「月光族」的年輕世代普遍成長於安逸之中，這讓他們容易招致「好逸惡勞」的譏評，認為不刻苦、不耐勞是僱主不願雇用他們的主因。這樣的標籤或許反映了部分事實，但不能忽略的是，世代生活態度的差異，其實是國家社會環境變遷的一環，人人都是大時代之子。生於安逸的孩子，成長後卻碰上更艱難、殘酷的競爭環境，尤需社會給他們支援，給他們機會，協助他們從認知和心理上去調適、成長、茁壯，而不是一味譏嘲。
台灣今天事業有成的企業家，有些是聰明刻苦白手起家，有些是因緣際會學以致用，有些人拎著一支手提箱就勇敢跑遍天下，而郭台銘一個人就在中國大陸創造了百萬個就業機會；這些傳奇，永遠讓人津津樂道。如果說，今天時代給予企業家的任務，除了因應外來競爭，也要為本土年輕世代創造新機會，使他們大則成為承擔台灣未來的棟梁，小則得能安身立命，企業界應該無可推辭吧？
我們之所以期待企業界扮演起這樣的角色，原因有幾：第一，在面對環境驟變時，企業界的嗅覺通常比政府部門更為敏銳，因應手段也更為靈活。第二，在決定投資取向、營利模式及敘薪用人等事宜上，企業家握有關鍵實權，實際決定年輕世代的工作價值。第三，從永續經營的概念看，台灣曾從困頓中締造了經濟奇蹟，如何將這樣的光榮延續下去，不要讓好光景眼睜睜斷送，是這一代企業家的社會責任。
進一步看，過去廿多年，台灣企業一直追逐低成本、大規模加工而不斷遷徙的發展模式，似乎也到了重新檢視的時候。一方面是企業的大量外移，二方面是大量外勞的引進，三是服務業的發展遲緩，在在壓縮了國人的就業機會。十年前，出現了中壯世代的失業潮；如今，則是年輕世代的低薪化及高失業；兩者相加相乘，不僅造就了貧富愈形懸殊的Ｍ型化社會，更助長了社會心理的不平衡。「宅神」朱學恆絕非弱勢青年，但連他都說出「我極端仇富」的話來，試想，多少年輕人心中都點著這樣一股不滿的怒火，社會能等著他們發作嗎？
一方面，我們期待企業界能設法開發出新的經營模式，以便更有效地利用台灣年輕一代的才智和人力，使他們免於在廉價就業市場邊緣浮沉；另一方面，我們也建議政府邀集企業和民間人士進行更廣泛的腦力激盪，為年輕世代尋求更寬闊的長期出路，而不要只一味想著時薪微調，或把經費揮霍在廿二Ｋ這類妨礙正常就業的短期措施上。更何況，台灣年輕世代的低薪低就，主要禍因就出在當年政府主導的教改驅使教育政策脫離現實，一味浮華追求高等教育的大量製造，卻無法提供社會及企業所需的技職人才。這樣的教育制度及教育思維不改，才真的會動搖國本。
台灣有很高的儲蓄率，只是人們找不到投資去處。政府該做的，是激勵民間及企業發想，並把資源導引到有助解決青年低就困境的領域。這項工程，比政府忙著在那裡推動大投資、大建設更重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