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經證所稅「天蠶變」衝擊之後，大家幾乎忘了陳內閣是以富民經濟自許的「安心內閣」。以公平正義為名的證所稅改革，搞得台股步步驚魂、散戶跳腳、大戶心寒、企業界無端受累。安心內閣變臉成「苛政猛於虎」，實為國人始料未及。值此國際財經情勢險峻多變，行政院卻力拚證所稅立法闖關之際，我們衷心提醒：政府因應外患，猶需加倍努力，千萬不要讓自身成為麻煩的製造者。
包括張忠謀、許勝雄、鄭崇華、焦佑鈞、王振堂、何壽川等十多位企業領袖近期異口同聲，直言此時復徵證所稅時機不宜，政府要三思而行。遠雄建設董事長趙藤雄日昨則重炮抨擊：「台灣現在像是汪洋中的一條船，前面又有風暴，掌舵者卻沒有方向，似乎非把船打破，讓船沉下去才甘心……」；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更罕見地召開記者會，呼籲以分配正義稅（即富人稅）取代證所稅，以免台灣經濟因證所稅爭議而陷於空轉。
向來「民不與官鬥」，如今卻「官逼民反」，孰令致之？
從劉憶如「一人當關、萬夫莫敵」，銜命推動證所稅改革，到為理念掛冠求去，再到立院黨團版、黨政共識版、修正動議版倉促出爐，一樁立意良善的稅制改革，竟演變成人仰馬翻的治國危機，我們認為最大癥結出在施政的心態問題：
首先，施政視同作戰，人民變成敵人：馬總統欲追求「改革者」的歷史定位，認定這個社會存在諸多不公不義，所以即便戴著鋼盔也要向前衝，目標則鎖定不公不義的「獲利者」。換言之，在改革過程中，各領域的既得利益者被論述為不公不義者，是政府戴鋼盔也要「討伐」的對象，也因此製造了富人與貧者、優勢群與弱勢者之間的階級對立。
然而，不公不義可能肇因於時勢變遷，例如全球化擴大了貧富差距，舉世皆然。即便以快樂國度聞名的山城國不丹，在面向全球化之後，也出現炫富族群，回不去「與世無爭」的淡定。不公不義也可能是制度使然，例如有價證券投資者未必不願多繳稅，但當初稅制設計意在活化市場，那些協助造市有功的大戶與大股東如今卻被打為「黑五類」，又情何以堪？當然，不公不義也可能是階級掠奪所致，但至少並不適用於證所稅改革。
抹黑某個階級以掩飾過往的施政失能，美其名為改革，卻要付出政府與民眾互不信任、階級相互仇恨的代價。兩個月來的證所稅喧囂紛擾，已證明了一切。
其次，防弊重於興利，富民經濟成空話：陳內閣四個月前初提「富民經濟」，社會多表認同。因為，在人均所得已屆兩萬美元的今天，台灣經濟面對的課題已非「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而是「讓更多人富起來」。搭配富民的積極性，新閣理當優先推出興利措施，以達到激勵投資、創造就業、提升所得等目標，再輔以量能課稅的稅改作為，以及濟弱扶傾的社福措施，俾能收縮小貧富差距之效。
換言之，興利是主，稅改與社福是輔，相輔相成，方能富民。我們曾在社論中再三提醒，推動稅改，向肥鵝拔毛，應以「取富濟貧」的正向論述，說服優勢族群「為富而仁」，亦即「取之於富人，用之於富民」。不要動不動就以「劫富濟貧」來對照「公平正義」，否則等於一竿子打翻全船「富人」。事實上，高所得者中有不少是每天兢兢業業工作的創業者或專業經理人，每年繳交40％的高稅負，與完全不事生產的股市投機者並不相同。
當政府為了證所稅改革耗盡防弊力氣，興利作為就顯得欲振乏力，其後果不是得不償失，而是兩頭落空。
其三，先求有再求好的改革心態，殊不可取：馬政府以公平正義為念，沒有錯，為民力推稅改，也沒有錯；但若為了追求改革速效，為了政令既出的面子，明知是拼裝作法還要硬推，把人民當成「試錯」的白老鼠，那就大錯特錯。
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謬之千里。」今日的歐債危機如野火燎原，追根究柢，正在於歐元區創建的設計架構不夠周延，以致歐元通行十多年後的今天，各成員國爛攤子收不完，甚而危及全球經濟發展。殷鑑不遠，不論是稅改、金改或教改，均攸關民眾的權益，馬政府怎可不慎始乎？
西諺有云：「到地獄去的路是善意鋪成的。」證所稅變革引發怨懟叢生，說明了政府即使立意良善，但選錯時機、用錯手段，就會與民為敵、徒增對立，陷執政者自身於進退失據的困境。而執政者失能，又豈是人民之福？
面對瞬息萬變的世局，民間安居樂業不易，更需要有勇有謀的政府提燈指引。但願馬政府能在證所稅震撼中記取教訓，早日回歸「富民經濟」以興利為先的施政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