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名士行為之所以匪夷所思，和今天之某些所謂的“行為藝術”，僅從表像看，是否有相似之處呢？
南朝劉義慶《世說新語》中有不少記敘魏晉時期名士的文字，傳神寫意，十分有趣，如：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安道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王之猷是王羲之的兒子，住在浙江紹興，半夜起來乘舟造訪在嵊縣的名人戴安道（戴逵）。行程一整夜才到達。可是，到了戴安道的家門口卻不進去，又掉頭返回。同行的人感到奇怪，王之猷自有“說道”：我原本是乘興而來，現在又盡興而回，見不見戴安道倒無關緊要。乘興而來，乘興而歸，不問結果，只看過程，這種徹底的“過程論”十分罕見。又如：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鬥解酲。婦人之言，謹不可聽！”便飲酒進肉隗然已醉矣。
劉伶酒癮上來，向太太討酒喝，太太懇求他戒酒。劉伶聲稱，夫人所言極是，只是我嗜酒如命到了不能自我控制的地步，必須借助鬼神的力量才能戒掉。麻煩你準備酒肉，我要祭祀鬼神。太太信以為真，趕緊把酒肉端來。只見劉伶頂禮跪拜，信誓旦旦：我劉伶天生一個酒鬼，一次要飲十鬥，至少五鬥才能解除酒病。我的婆娘（要我戒酒）的話，你可萬萬不可聽取。跪拜完畢迅疾把祭祀鬼神的酒肉一掃而空。真令人哭笑不得。《世說新語》還有這方面的記敘：
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爐沽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夫始疑之，伺察終無他意。
說的是阮籍常到臨近的一個小酒店喝酒。酒醉就在酒店女老闆身側酣然大睡。女老闆的丈夫發現這情況十分不安，後來多次觀察沒有發現阮先生有什麼越軌的舉動，也就見怪不怪了。
魏晉名士風流如是。
魏晉名士所處的社會背景
從歷史上來看魏晉時期是政治上極端黑暗的時期。司馬氏集團隨意羅織罪名陷害知識份子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史書中所謂“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晉書•阮籍傳》）指的就是這種情況。最典型的莫過“竹林七賢”之首的嵇康，因為得罪了司馬昭的心腹鐘會，便被以莫須有的“不孝”罪名處死，致使當時以至於後來的讀書人提起此事都不寒而慄。
然而，從另一方面看，魏晉時期又是中國歷史上第二次思想大解放時期。第一次是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爭鳴，那是對殷周以來的禮樂制度的反動，它為秦統一中國，確立大一統的封建中央集權制奠定了思想基礎。而這一次思想解放是針對西漢中期董仲舒“廢黜百家，獨尊儒術”，針對綱常名教、讖緯神學和僵化的兩漢經學。其意義在於它崇尚自然，崇尚人本，高揚人性，促進人的覺醒，而且“用近代的文學眼光看來，曹丕的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魯迅），自此，中國出現了山水詩、山水畫，王羲之父子的書法成為至今也難以超越的範本。這也印證了馬克思關於兩種生產“不平衡關係”的論斷，即藝術的“一定繁盛時期決不是同藝術生產的一般發展成正比的”。
這種變革是有深刻的歷史背景和社會背景的。東漢末年群雄並起，戰亂頻仍，國家分裂，民不聊生。在這時期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和以孔融、陳琳、王桀、徐幹、阮玉、應煬、劉稹以及蔡琰為代表的“建安文學”，直面戰爭帶來的生靈塗炭、餓殍遍野的社會災難，表達人民結束戰亂、國家統一的強烈願望。風格慷慨悲涼、剛健清新。“建安文學”在我國文學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星漢燦爛，若出其裡”，這期間湧現許多傑出的作家，產生無數優秀的作品，各種文體都得到充分的發展，五言詩興盛，七言詩開始出現。這一切對後世都產生了積極重大的影響。
三國時期，曹操雄踞中原，實行“屯田制”，恢復了生產，經濟得到改善，個別地方還“倉廩皆滿”。曹操的用人制度尤其值得稱道，他三次發佈“唯才是舉”的敕令，他甚至認為“負侮辱之名，見笑之行”的“不仁不孝”之徒，只要“堪為將守”，都可錄用。這對長期形成的封建門閥制度、封建用人制度，乃至對以儒學為中心的一統天下，都是有力的衝擊。
魏晉之際，董仲舒開創的“儒學獨尊”的局面已經式微，體現宗法等級制度和門閥觀念的“名教”聲名狼藉，此間，何宴和王弼發起“正始玄風”，提出“名教出於自然”，從而把“名教”建立在自然之“道”的基礎之上。這個時期，自然科學得到長足的發展，如醫學上漢末張仲景的《傷寒論》、其後王叔和的《脈經》、皇甫謐《針灸甲乙經》，數學上魏晉之際劉微注《九章算術》等等，其科學成就，也都得到哲學概括。何晏和王弼的玄學後經裴危和東晉的郭象等人得到進一步的發展。魏晉玄學對自然、生命、人性、社會、必然與偶然、天命與人力等命題，進行了哲學思辨，標誌著哲學發展進入一個新階段。
魏晉名士的個性特徵
在這種背景和歷史條件下，蔑視禮法、沖決綱常名教束縛、張揚個性，就成為魏晉名士的精神追求。他們寄情山水，談玄論道，恃才放狂，傲視古今，是時代的叛逆，具有極其鮮明的個性特徵。
現實的黑暗，使他們咀嚼人間的辛酸，倍感痛苦，而玄虛之學又撫慰他們受傷的心靈，他們感到自己又有了精神棲息之地。山水竹林不但是他們的生存環境，更是他們的審美對象和藝術創作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素材。“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他們借助山水表達對“道”的追求和對“天人合一”理想境界的嚮往。這就出現了一種現象，一方面他們對現實生活有強烈的真切的感受，“情之所鐘，正在我輩”，他們處處真情流露，悲天憫人，其作品中充溢著生命意識，沉鬱哀傷；另一方面他們超凡脫俗，“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具有很強的個性解放色彩。“目送飛鴻，手揮五弦，俯仰自得，心游太玄”，嵇康這四句詩，可看作是魏晉名士精神追求的生動寫照。
這是一個需要巨人而且產生巨人的時代，在文學藝術方面更是卓然挺拔、風流輩出，它如同歐洲文藝復興，卻比歐洲文藝復興早一個世紀。這個時代出現的大家，除了前面提到的“三曹”、“建安七子”和蔡琰以外，還有以嵇康和阮籍所代表的“竹林七賢”，至於在這以後，陸機的《文賦》、劉勰的《文心雕龍》、謝赫的《畫品》、鐘嶸的《詩品》、王羲之的書法、謝靈運的山水詩、宗炳的山水畫、顧愷之陸微探張僧繇的人物畫、陶淵明的田園詩、酈道元楊銜之的寫景散文等等，差不多都有劃時代意義，其藝術成就和藝術見解，有的至今還有不可企及之處。
魏晉名士中許多人不但有堂堂儀錶，更有超拔的精神和非凡的氣度，因而有獨特的魅力。如：“竹林七賢”之首“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見者歎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或曰：‘蕭蕭如松風下，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為人也，岩岩如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巍峨若玉山之將崩！’”書聖王羲之被他同時代的人視為“飄如遊雲，矯如驚龍”……不少名士都有這樣的美譽。
作為知識精英，魏晉名士們的舉止行為都體現了時代的風尚，一般都具有如下特點：
志趣玄遠，不滯於物
《世說新語》記敘劉裕焚車：
阮光祿（裕）在剡，曾有好車，借者無不皆給。有人葬親，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後聞之，歎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遂焚之。
因無人借車就乾脆把車焚毀，和文章開頭講阮籍酒醉臥在有夫之婦身側酣然大睡一樣匪夷所思。然而，這正是這類人的超拔之處。他們不就事論事，不滯物拘禮，也不男歡女愛，兒女情長，而出類拔萃，旨趣玄遠。這是用世俗觀念和常人之理是無法解釋的。
多情善感，內心痛苦
阮籍常常駕著馬車任其狂奔，到了走不通的地方，便失聲痛哭。
桓溫率師北征，途中看見自己先前種的柳樹已經長粗到十圍，不禁感慨道：“樹木尚且這麼容易衰老，更何況人呢！”於是他攀折柳條，眼淚奪眶而出。詩人庾信以桓溫悲柳為題材在《枯樹賦》寫道：“昔年種柳，依依漢南；今逢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阮籍母親去世，他為母親送葬的時候，悲痛不已，竟然大呼一聲“窮矣”！口吐鮮血數升，昏倒在地多時。
支道林喜歡餵養鶴，有人送他一對鶴。他怕鶴飛了，便把鶴的翅膀剪去。鶴不能飛，卻表現出陰鬱懊喪的樣子。支道林看見這種狀貌，感觸很深，說：“這鶴有直沖雲霄的雄偉姿態，怎麼會願意供人們在近處玩耍！”於是，把鶴餵養了一陣子，待它們長大了，便放它們遠走高飛。……
魏晉名士都有豐富熾熱的感情，悲天憫人的情懷，愛屋及烏，將心比心。他們孤寂感傷，常常以淚洗面，哽咽不止，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們感覺敏銳，心胸博大，慈悲為懷。
寄情山水，談玄論道
寄情山水就是隱居，或者喜好遊山玩水，不必多解釋，談玄論道則要多說幾句。魏晉名士大都熟悉老莊，並以老莊為旨歸。那時候他們經常聚集在一起“共談析理”——類似于古希臘哲人蘇格拉底、柏拉圖等人組織和參與的各種哲學辯論，而“非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嵇康）。《世說新語》中有不少這方面的記載，如：
何晏為吏部尚書，有威望。時談客盈座。王弼未弱冠，往見之。晏聞弼名，因條向者勝理，語弼曰：“此理僕以為極，可得複難不？”弼便做難，一座人便以為屈。於是弼自為客主，皆一座所不及。
說的是曾是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王弼，積極參與專家學者的哲學沙龍，他以自己的智慧和雄辯為眾人所嘆服，竟然做了幾回“老大”。看來當時的討論是民主平等的，並不論資排輩，更不以勢壓人，而是看能力和水準，有本事就上。
蔑視權貴，寧折不彎
魏晉名士大都有氣節有情操，蔑視權貴，淡泊名利，清虛自守。最典型的莫過於嵇康。嵇康一次赤著膀子與向秀打鐵，司馬昭的心腹鐘會騎著高頭大馬威風凜凜來進行所謂“訪問”，其實是想與嵇康“套近乎”。嵇康頭也不抬，冷冷問道：“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你聽說什麼了，急匆匆趕來？你又見著什麼了，將馬不停蹄趕回去？）鐘會十分惱怒，說：“有所聞而來，有所見而去。”（我自然是聽到了一些情況才來，現在又親自目睹了這些再回去。）鐘會自取其辱，恨恨不已，撥馬回頭。還是這位鐘會，他附庸風雅，寫了一本所謂哲學著作《四本論》，想得到嵇康的讚賞。一天他把《四本論》的手稿揣到懷裡，來見嵇康。走到嵇康門口，竟然不敢敲門進去。猶豫半天，還是作罷，索性把手稿扔掉，匆匆溜走。有權有勢、仗勢欺人的鐘會，在嵇康面前何其渺小猥瑣，簡直是個微不足道的跳樑小丑。當然司馬昭、鐘會之流是不會放過嵇康的。嵇康終於為其所害，死於非命。《世說新語》中這樣寫嵇慷從容赴死：
嵇康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
真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作為知識份子的高標，嵇康萬古垂範。
作為時代風尚，這四點是魏晉時期知識份子的共性，但同魏晉以前和以後各個歷史時期來說，這又是個性。當然，這也只是大致的說法，就魏晉名士中的某一個人來說，其個性又有所側重。而且也不排除有個別知識份子沒有骨氣，甚至傷天害理。前者如“竹林七賢”中的山濤，後者如進讒言害死嵇康的鐘會。
魏晉名士的個性是特定時代的產物，如果我們不瞭解他們所處的歷史條件和具體環境，不瞭解他們各自的經歷和生活道路，如果我們沒有進入他們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就無法理解他們的各種舉措和許多日常行為。盲目效仿，就會貽笑眾人。如最近報載一則“奇文”：廣州一男子與自己“結婚”。這位中年男子抱著一張身著女裝的自己的大照片，聲稱是自己的“新娘”，在婚宴上向來賓頻頻敬酒。參加宴會的居然有100多人。對於這男士的行為如何看法，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