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7/15 07:00  
中國「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7月1日正式上路。（歐新社檔案照）
矢板明夫在台中遭襲 是國安重大議題
〔財經頻道／綜合報導〕7月6日，印太戰略智庫執行長、日本資深媒體人矢板明夫在台中一場演講後，遭到持香港護照入境的中國籍男子襲擊，嫌犯犯案後換裝直奔機場企圖離境，遭到我國警方逮捕，檢警加列《反滲透法》方向偵辦，使此案不再僅被視為一般傷害案件，而是牽涉到國家安全層面的重大議題。
陸委會定調這是7月1日中共《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生效後，首見跨境鎮壓的案件。而中國國台辦稱，這名男子「出於義憤」，還要求不得損害這名男子的正當權益。此舉被認為是非常典型的中國「長臂管轄」、跨境鎮壓。
無獨有偶，7月8日「香港議會」（Hong Kong Parliament）成員張信燕要從泰國前往加拿大接受安置時，卻在機場遭到警方拘留，人權倡議人士質疑，這又是一起中國「長臂管轄」境外抓人案例，並擔憂張信燕很可能被遣返回中國，生命安全備受威脅。
「香港議會」是流亡海外的香港人社群於加拿大安大略省多倫多組成的自治議會，部分觀點認為是香港的流亡議會。香港警務處國家安全處去年7月25日公布19名流亡海外港人通緝名單，指控他們在境外成立或參與名為「香港議會」的組織，涉嫌犯下港區國安法中「顛覆國家政權罪」。
日本資深媒體人矢板明夫日前在台中一場演講後，遭到中國籍男子襲擊。（資料照）
中國多條法律具域外適用色彩
中國長臂管轄，也有人稱為中國長臂執法，通常是指中國政府或中國司法、行政機關，試圖把中國法律的效力延伸到中國境外，對身處其他國家的人、企業或行為進行管制、調查、處罰或施加影響的做法。
在許多西方政府、人權組織與國際法律學者眼中，中國近年建立的一系列法律制度，已經讓中國司法與行政力量突破傳統國界限制，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域外管轄模式。批評者認為，這種模式不只是商業監管問題，也涉及政治異議、言論自由、海外社群安全，以及國際司法秩序的衝突。
中國長臂管轄的發展，與中國近年強化國家安全法律體系有密切關係。2015年中國通過《國家安全法》，之後陸續推出《網路安全法》、《反間諜法》、《數據安全法》、《反外國制裁法》等法律，使國家安全概念延伸至經濟、科技、資訊與海外活動領域。其中部分法律條文具有明顯的域外適用色彩，例如涉及海外行為，只要被認定危害中國國家安全、利益或主權，中國主管機關便可能主張具有管轄權。
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之一，是香港《國家安全法》的域外效力。2020年北京在香港實施《香港國安法》，其中明確規定部分條文可適用於香港居民或非居民，即使相關行為發生在香港境外，只要被認定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犯罪，也可能受到追究。
2019年，香港歌手何韻詩在台北參與遊行時遭潑漆。（本報資料照，記者塗建榮攝）
《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給跨國鎮壓法源
今年7月1日，中國正式實施《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這被認為是將北京既有跨國鎮壓行為明文法制化，轉化為正當性的來源。根據統計，中國已在全世界65個國家，設立上百個非正式警察局，即「海外警務站」。
這些海外據點可能被用作跨境施壓工具，透過非正式執法力量或相關人士，對居住海外的中國異議人士進行監控、威嚇，甚至施加壓力要求返回中國，據統計，全球已有超過1萬名境外異議人士被跨境綁架或強迫遣返回中國。
中國的長臂管轄、跨境鎮壓的襲擊案件，曾多次涉及在台港人。據《BBC》報導，資料顯示，包括在2019年，香港歌手何韻詩來台參加「929台港大遊行：撐港反極權」，接受媒體聯訪時遭一名男子從背後潑灑紅漆，而涉案人士過去與統促黨及大陳島鄉情文化促進會等團體有所關聯，事件被認為，可能與其對反送中運動以及何韻詩政治立場的不滿有關。
此外，日前才辭世的香港銅鑼灣書店創辦人林榮基，他流亡來台重新設立書店，2020年，就在書店開幕的前幾天，他於台北街頭吃早餐時，遭3名男子潑灑紅漆。同年10月，香港人權律師黃國桐，於台北開設的庇護所「保護傘」餐廳，遭人潑灑穢物，台北地檢署查出，幕後有中國金主出資6萬元所指使。
《BBC》還指出，在台港人湯偉雄的泰拳館於去年11月及今年2月均遭潑漆，陸委會直指是2名港人來台犯罪的中共跨境鎮壓，湯偉雄向《BBC》表示，今年4月收到台北士林地檢署通知，正通緝在逃的港人。
中國長臂管轄也延伸至經濟與企業層面。（資料照，歐新社）
赴中投資台商 遭中國嚴密監管
除了政治與人權領域，中國長臂管轄也逐漸延伸至經濟與企業層面。對台灣而言，由於過去數十年兩岸經貿往來密切，許多台灣企業在中國投資、設廠或依賴中國市場，因此中國透過市場規則、行政監管與法律制度所形成的影響力，成為另一種形式的壓力來源。
許多台灣傳統製造業與中小企業長期依賴中國市場，在面對政治爭議時，往往需要更加謹慎。企業若公開批評中國政策，可能擔心影響市場；但若過度配合中國要求，也可能受到台灣社會與國際市場質疑。對台灣而言，中國長臂管轄的經濟影響，並不一定透過直接法律處罰，而可能透過市場准入、行政措施與商業環境改變，影響企業決策。
此外，中國是全球重要消費市場之一，企業往往難以忽視其商業利益。過去曾有外國品牌因涉及台灣主權、新疆人權或其他政治議題，而遭遇中國市場抵制。這些事件顯示，市場力量有時也可能成為政治表態與政策施壓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