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孟憲實
摘自《國家人文歷史》 ，原標題《貞觀之治的秘訣：理性運用權力》
使用包括政變在內的手段奪取政權，古今中外史不絕書。歷史當然是經驗豐富的長者，最終歷史做出裁判的根據，還是你的歷史貢獻。
唐太宗最終還是獲得了歷史的肯定，這便是貞觀之治。成就主要有三個方面：
第一，君臣關係和諧，成為君主時代政治文明標誌。
第二，社會和諧，主要是政府重視並從制度上解決社會問題。
第三，國際地位崇高。唐太宗以後的唐朝皇帝都有一個“天可汗”的稱號，天下共主的含義明顯。《貞觀政要》（吳兢著）甚至成為後世東亞政治家們的政治教科書。
帝王掌握很多權力，在使用過程中難免帶有個人好惡，難免感情用事，所以權力悲劇在中國古代歷史上時有發生。唐太宗給出不同的證明。在古代帝王中，像他這樣理性運用最高國家權力，幾乎是獨一無二的，這在集權體制下值得大書特書。為什麼他會形成這樣的特點？
第一，中國歷史演變到唐朝，經歷很多大風大浪，人們見過盛世，也見過亂世，見過民族大融合，也見過大仇殺，歷史給人們積累的經驗到唐代已經很豐富。
讀史使人明智，這樣的機遇不是任何時代都具備的，比如戰國時代，人們即使有讀史需要也沒有辦法，因為歷史學的資源有限。歷史學在古代，和我們現在的概念不同，現在的歷史學變成純學術，象牙塔里面的東西，古代歷史學更偏向實用，直接對政治發揮作用。對政治家來說，瞭解歷史懂得歷史是基本素質，唐太宗身邊都是歷史學家。他通過王朝的興衰歷史，總結經驗教訓，把握手中權力。唐人習慣於把自己的時代比喻為漢代，甚至往往以漢稱唐。以漢代的經驗教訓直接關照當下的唐朝，幾乎成為唐朝的時代習慣。
第二，從個人角度講，唐太宗求治心切，因為他的奪權是逆取。
貞觀二十年修《晉書》的時候，有一些唐太宗的議論，讓人一看就知道是在談論貞觀之治和玄武門之變，唐太宗感慨，真是不懂人心為什麼會這樣？對一件壞事記得這麼牢，做了很多好事，總是記不住。唐太宗要改變歷史對自己的記錄，唯一的道路就是治理好天下為自己樹碑立傳。
第三，周圍大臣的作用。
唐太宗的大臣們都是從隋末過來的，對國家民眾都有相當深刻的認識，對國家向何處去，有深刻的思考。他們一心一意考慮國家事情，要把國家建設好。讀貞觀故事，讓人感慨的地方特別多，換一個時代，換一個主人，事情肯定不是如此處理。比如公主出嫁，因為是皇后所生，皇帝想讓女兒多帶嫁妝，換個時代沒什麼，誰能管這事？有什麼不對嗎？但魏征就能出來阻攔，認為不符合禮法，影響會不好。皇帝能接受，皇后也能接受。唐太宗和他的大臣公私分明，即使私事也從國家角度考慮。如何維護皇帝形象，維護國家政府形象，他們都能認真對待，知錯就改。一個理性佔據上風的統治集團，創造了屬於他們的貞觀之治。
我們今天強調法治，貞觀之治是典型人治時代。如果人治能夠把現有人員充分調動起來，統治集團能夠理性地運用權力，他們也可以達到一個很高的治理水準。人治重要的是以德化民，以德治國。孔子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行。統治者要率先垂範。納諫，接受大臣的批評，承認自己的失誤，這是唐太宗治理天下最為人稱道的地方。帝王自覺接受監督，意味著最高權力接受監督，接受批評，對於朝廷的決策無疑是大有益處的。
貞觀元年，很多地方上奏認為嶺南出現政治問題，唐太宗信以為真，決定發十萬大軍前往討伐。魏征認為證據不足，派特使前往瞭解，發現完全是一場虛驚。唐太宗表揚魏征，說一個特使勝我十萬兵。這個例子說明：
第一，通過納諫，朝廷改變錯誤，做出正確的決定，是治理天下成效顯著的重要一環，而且能避免損失。
第二，通過納諫，朝廷能夠實現資訊流通，瞭解資訊是決策正確的前提。
第三，納諫可以實現群策群力的平臺，讓大臣們的聰明才智為朝廷所用。
理性運用權力，並非是唐太宗心血來潮的一時結果，而是有清晰制度保證的。唐初的政治制度，就決策而言，並非一切皇帝決定，這是我們通常誤解皇帝權力很普遍的一點。唐朝中央，先有“八座議事”，即六部尚書加左、右僕射，相當於部長會議。一般的事情，他們就能決定，決定不了，有爭議的要上交給宰相會議，即“政事堂會議”。宰相在唐朝是一個群體，通常三省（中書省、門下省和尚書省）長官和皇帝指定的其他重要官員都是宰相。宰相會議解決不了，才會上報皇帝，皇帝召開御前會議。這是最高級會議，所有重大事情必須做出決定。這是一個很清晰的分層決策系統。無論是什麼會議，開誠佈公，有意見講在當面，所以會發生激烈爭吵，但不影響關係，因為沒有人是為了自己。
納諫也是制度化的，這是理解貞觀之治的重要方面。皇帝最初下達的命令是通過中書省起草的，但是這個命令不是立刻拿到尚書省執行，而是要經過門下省審核，這是納諫很重要的一環。為什麼總看到魏征給皇帝提意見，因為魏征一生主要的工作單位就是門下省。不同意皇帝的意見，門下省有法定權力提出來，而不經過門下省，皇帝的命令等於沒有形成。我們更應該看重這樣的制度規則，因為其中很好地體現了唐代政治家們的制度設計和思路，充分利用旁觀者清的原理，努力避免官員可能存在的部門意識。
魏征在做門下省官員之前，一度擔任諫官。諫官的工作原理也是旁觀者清，他們有獨立的審核權力，對於政府各個部門甚至宰相會議，他們都會部分參與，發揮監督作用。今天，中國的政治觀念中十分強調決策效率，但決策效率在決策評價上僅僅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方面是決策正確率。中央層面的決策決定全域，稍有不慎，會對全域工作帶來負面影響。尤其是一個大國，不能總是在執行過程中發現決策失誤。納諫在保證決策正確率問題上，發揮了積極的建設作用，這是貞觀之治的重要經驗。
其實，整個中國古代的政治家們，都很重視制度建設，但往往是涉及皇帝自身問題的時候，皇帝不能自覺接受制度約束。貞觀五年（631年），大理丞因為“洩露禁中語”被唐太宗判處絞刑，這本不應是一個死罪，皇帝僅僅因為一時過於憤怒就下達了殺人命令。不久皇帝就後悔了，皇帝自然不能接受懲罰，只能下不為例。但是，唐太宗沒有說句下不為例就算了，而是要求大臣想出辦法，絕不能讓錯殺人這樣的行為發生第二次。一項新的制度誕生了，這就是“複奏”制度。從此以後，皇帝下令殺人不能立刻執行，要反復多次上奏（三次和五次），最後才可以執行死刑，其實就是多次提醒皇帝認真對待、冷靜決定，很多人的生命被保全下來，《舊唐書•刑法志》記載到“全活者甚眾”。
貞觀之治的另一個重要經驗的是對百姓的重視，用傳統中國的術語來說那就是“以人為本”。以人為本，就是以民為本，唐朝為了表達對李世民的尊重，避諱使用“民”這個字。民本主義思想不是民主思想，它的主體設計依然以朝廷皇帝為主，僅僅是要求統治者重視百姓利益，只有如此，才能夠更好地利用百姓，治理天下，才不會違背朝廷的長遠利益和根本利益。從歷史的教訓來看，歷朝歷代失敗的王朝，幾乎都是沒有處理好朝廷與百姓的關係，或者漠視百姓利益，最終葬身於人民暴動的怒火之中。對於唐初的朝廷來說，最驚心的教訓就是隋朝。隋朝國家強大，所以統一了長期分裂的中國，隋朝政府富有，以至於唐朝開國多年之後，關中地區還在食用隋朝的糧食。但是，隋朝卻很快滅亡了，就是因為國富民窮，兩極分化。隋朝的事實證明，僅僅國家富有反而蘊含著嚴重的政治危機。
唐太宗的朝廷，不論是皇帝還是大臣，都是從隋朝滅亡的暴風驟雨中走出來的，都知道水能覆舟的道理，所以堅持了以人為本，努力處理好政府與民眾的關係，終於迎來了“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社會和諧局面，成為此後王朝都努力學習的榜樣。
當然，社會和諧是一步步建設而成的。唐太宗精簡機構，合併州縣，甚至壓縮皇室成員的待遇，都是從政治安全的高度出發的。如土地制度，唐初實行的均田制，要努力保證社會弱勢群體的生存。當時的法令規定，政府掌管的土地，首先要分給沒有土地的農民，其次分給土地少的農民。即使發生農民違法的事件，也不會沒收農民的土地。唐朝的統治者明白，歷史的教訓是，凡是發生重大政治安全問題，一定是土地出現了不良狀況。漢朝的滅亡如此，後來王朝的滅亡也多是如此。唐朝前期，土地法令被認真執行，唐朝的三百年基業也因此打下了較好的基礎。
貞觀之治告訴我們，權力的本質目的不是享受，而是貢獻。作為一種超社會的能量，權力如何為國家、社會服務，才是根本性的。而作為掌權人，如何接受理性的約束，接受社會的監督，從而使得權力的運行符合本來目的，這才是社會幸福的最大公約數。一千多年前的古代皇帝尚且能夠如此，後人沒有理由讓權力的建設功能減弱、社會破壞性增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