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那年，我的理想是讀理科，考清華。為了顯示自己的決心，我把政治和歷史課本都扔掉了。第二學期，來了一位歷史老師，非常殘暴，喊人站起來回答問題，答不上來的一律站上講臺。男生要挨揍，女生雖然不挨打，但要蹲在講臺上，也非常不堪。更讓人震驚的是，即使是校長的女兒，也被拎到講臺上受罰，這種“公平”讓人發抖。
那時，媒體還不發達，小縣城只能看第二天的中青報，如果是現在，歷史老師恐怕要上頭條了。在計劃生育的中國，家裡的孩子越來越少，絕大多數父母都不會再打孩子了。因此，每當媒體上出現老師責罰孩子，或者少數父母虐待孩子的極端案例出現時，都會深深刺痛父母們的眼睛。在這樣的背景下，昨天一篇《中小學應該擁有體罰孩子的權力》的文章引發很大的爭議，也就不足為奇了。
事實上，雖然落實起來很困難，1952年中央教育部就下發了通知，明文規定“廢止體罰或變相體罰”。1986年的《義務教育法》和此後的《未成年人保護法》，也一再表示不能體罰。如今重新呼喚“中小學擁有體罰孩子的權力”，有點回歸傳統的味道。這種呼喚，中小學校長們估計會感到茫然無措，要知道，他們想戒除體罰還做不到呢。
儘管反對暴力是現代社會的一種普遍共識，但是不能否認的是，在當下的中國，確實有相當多的父母在懷念“體罰”，甚至有不少父母仍在身體力行。當人們懷念體罰時，他們到底是在懷念什麼？一種可能是，如今孩子的教育普遍遇到了問題。中國社會已經變成“以孩子為中心”了，家長和老師們畏手畏腳，這對孩子的成長可能不是好事。另外，“體罰”是中國傳統教育（私塾）中的普遍現象，當人們重拾傳統文化時，很容易發現這種體罰具有某種魅力。
體罰和暴力當然是兩個詞，“暴力”就其字面意思來說完全是負面的，沒有哪個國家的法律公然宣稱保護暴力。“體罰”貌似是一個中性的詞，獎罰分明，受罰說明有錯在先。體罰似乎距離暴力還有一點距離，儘管邊界是模糊的，但是人們應該有一個共識，體罰和暴力是不同的。因此上面這篇文章提倡的是一種“適度”的體罰，比如罰站、打手心、打屁股、罰勞動……這樣的體罰，似乎對養成孩子的某種規矩具有某種作用。
我們最熟悉的魯迅課文《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中，魯迅小時候跟著壽鏡吾老先生念書，書背不好是要挨戒尺的。胡適小時候貪玩，但他最怕的是他的寡母，被母親罰跪甚至打罵，是很正常的事。沈從文小時候翹課，被發現後家長和老師都要打他，然後自己搬個板凳到孔夫子像前，俯到上面挨鞭子。成年後，他們回憶起這些體罰，都多少有一種感激，也給人產生一種幻覺，似乎體罰是更有效的教育方式。
1949年後，政府在立法層面取消了體罰的合法性，這是幾十年進步運動的結果。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一種新的父與子的觀念逐漸流行，新觀念不再把子女視為自己的“私產”，而是一個和自己平等的人。如果我們把孩子看成是和自己平等的，父母天生的權威就會喪失。做出體罰這樣的決定，你必須和孩子商量，而小孩當然是拒絕的，誰願意受苦呢？但是，父母仍然可以進行適當的體罰，有時也以更科學、更民主的方式，比如事先以平等的姿態和孩子打成某種協議：如果不能按時完成作業，就不能吃完飯，如能完成，獎勵5分鐘的玩遊戲時間——這時孩子多半要點頭同意。最終，父母會把孩子未完成作業，看成是違背了契約，從而認為他是同意體罰的。這是把成年人之間的相處方式推廣到了孩子身上，不管孩子是否開心，反正自己的罪惡感會大大減輕。
在傳統社會，父母擁有對子女的絕對權威，小時候可以打罵，長大後可以決定他的婚姻，在這樣的道德社會，“不孝”本身就是一種罪名，是否孝順，當然由父親說了算。在傳統社會，唯一比父親地位還高的熟人，就是老師了。父母把孩子送到私塾，必須聲明甚至請求老師要嚴加管教。鄉土社會，私塾先生往往是道德和知識權威，甚至還有更實際的權力，他有可能是有功名的人，甚至在某一天會出去做官。他可能認識縣太爺，並負責為大家寫訴狀——老師是高於父親的，所以他也具備了可以懲罰學生的權利。老師、學生、家長，是同一個社群，擁有共同的價值觀，沒有家長會因為自己的孩子被罰而去找老師講理的，他羞愧還來不及呢，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加倍懲罰自己的孩子。
當下的中國，有一個十分有趣的現象，有不少家長，認可自己可以體罰孩子，但卻堅決反對學校的老師來體罰。這在私塾教育的時代，是完全不可想像的。在私塾先生與學校老師之間，有一種根本性的斷裂。私塾是與“私”聯繫在一起的，是由一家或幾家共同出錢請的老師，老師是家長的代理人，而現代學校，即使是私立學校，它也是和“國家”或“公”聯繫在一起的。送到學校念書，本質上就是對家長權利的剝奪，孩子將受到國家統一規制的教育，老師不是家長的代理人，而是國家的代理人。現代社會的一個基本特徵，就是暴力的國家化，只有國家才能依據法律來懲罰一個公民，人與人之間所有的暴力，都是對法律的冒犯。老師是國家在教育方面的代理人，卻並不是暴力的代理人。如果老師對學生施加暴力，不管家長是否同意，他冒犯的都是“國家權威”，也就是法律。
有人會期望學校有一種溫柔的、出於愛的“體罰”，但是，即使是父母，都很難把握體罰和暴力的度。體罰永遠都不是愛，在最好的情況下，它也只是愛所導致的失敗。體罰孩子，本身只是父母失控的一種表現，說明說服的努力已經失敗。如果體罰不起效果，就會導致輕微的暴力，在這方面，中國不少父母是老手，逾越“體罰”界限的父母比比皆是，但卻很少受到法律的制裁。在這種情況下，又怎麼指望老師會比學生做得更好？法律規定不准體罰學生，但是在學校的體罰仍時有發生，還有那種發動群眾孤立孩子的冷暴力，這方面，老師的智慧也並不比家長少。
很多人懷念私塾先生式的懲罰，以為那種儀式感能對孩子是一種好的規訓，讓孩子懂得規矩，什麼可以幹，什麼絕對不行。其實，在當下的學校，規訓與懲罰的方式也相當豐富。現實中，聽一些大學教授訴苦，不得不去巴結附中或附小的老師，因為自己的孩子在那些老師“手裡”。同行之間是最瞭解的，教授們知道，如果老師不高興，等待自己孩子的會是什麼。雖然農村留守兒童的命還很賤，但是在大城市，父母已經認識到孩子的寶貴，在“教師”與“家長”這一組關係中，不要說信任，連平等都已蕩然無存，這已經成為一種新型的權力關係。如今迫在眉睫的，其實是把《未成年人保護法》中對孩子的保護落到實處，而不是相反，把體罰制度化。
回到本文開頭我的個人經歷，我對人格侮辱好像沒那麼敏感，卻很怕挨揍，只有在課前抽空借同學的課本猛背——最後，我讀了文科，能上大學也多虧了歷史成績。但是，對這樣的老師，我卻從來沒有懷念和感激過。本質上說，歷史教科書並不是真理，那些要讀理科的人，背這個毫無必要，而且，我也總有點懷疑，這老師是在校長那兒受了氣，或者是在分配住房方面感到憋屈，我們只是他的發洩物件而已。
作者：張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