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法是為了富國強兵，折騰了很多年效果如何呢？支持王安石變法的宋神宗駕崩了，司馬光復出為相，看看老百姓是怎麼反應的？司馬光車馬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群眾的呼聲：“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
可見當時天下人為王安石所苦，司馬光任相執政一年半，就幹了一件事兒，廢除新法，然後就去世了。老百姓是怎麼反應的？噩耗傳出，“京師人為之罷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至於畫像祭奠的“天下皆是，家家掛象，飯食必祝”。有點十裡長街送總理的架勢，可見人心所向，廢了新法，撥亂反正，司馬光簡直立地成佛了！
大家對司馬光的印象還停留在課本裡，砸缸少年，編書先生。人家司馬光可是北宋首屈一指的大政治家，砸缸是見義勇為，寫書是業餘愛好，其實這老頭寫書也是另一種搞政治，否則書名為嘛書名叫《資治通鑒》呢？司馬光死後諡號“文正”，不服可以查查中國歷史上有幾個文正公？
幾百年前的古代社會可沒有什麼政治動員，老百姓還是能抒發真情實感的，忠奸善惡自有公道，權力介入日常生活是現代大眾傳媒和群眾操縱術出現後的事兒。王安石改革為什麼不受老百姓待見？不要一說改革就是進步，一說保守就是反動，現代影視劇把大搞嚴刑峻法的商鞅都吹捧成改革家了，這無疑是偏頗的。
改革是正確還是錯誤，需要詳審政策的內容而不是粗看政策的名目。社會之常態，古代本來就是人民自由自發自然之經濟，所以司馬光等所謂保守派，保守的是政府不與民爭利的傳統；王安石等所謂的改革派，改的正是這個傳統，要求政府干預管制經濟，其實本質上就是掠奪式的強盜邏輯。而現代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提是違反社會經濟規律的計劃經濟體制，所以改革開放中的保守派，保的是政府計劃經濟的傳統；改革派，改的是計劃經濟的傳統，與市場經濟接軌，回歸經濟和社會的本原。在美國也是反的，美國的市場派也自稱保守派，而非自由派，例如共和黨，雷根、布希等；自由派（Liberalism）在現代美國實際上是左派標籤，例如民主黨，奧巴馬、希拉蕊等。不審時度勢，不考察背景，盲目的以改革、保守貼標籤，無疑是刻舟求劍。
王安石就是西元11世紀的凱恩斯，他的富國政策是用行政手段干預經濟，除了把民間鬧得雞飛狗跳之外，什麼社會問題都沒解決。真是印證了雷根總統的一句話：政府不能解決問題，政府本身就是最大的問題。王安石的強兵政策貌似愛國實則誤國。宋遼締結澶淵之盟達成了長期和平，是被後世稱道的。每年的所謂歲幣，其實在富庶的大宋只不過相當於一個州的歲入，低價買和平，以低廉的經濟代價換取了長達百年的和平，宋遼兩國都享受了和平紅利。其實宋遼雙方從官到民都不願打戰。王安石搞強兵主要是為了打西夏，結果窮兵黷武，勞民傷財，喪師辱國，占了西北屁大點沒有任何戰略價值的荒地，犧牲了不知多少大宋子民，而那塊地的價值每年卻連維護都不值得。司馬光把這塊地還回去，以土地換和平，外交解決邊境糾紛，在戰略上是非常高明的。否則，一項標榜氣節的宋朝一代，沒有道學家為這件事指責過司馬光漢奸，反而都批評王安石挑起邊釁。
北宋的滅亡，不是因為和平協議，而是恰恰違背了盟約，宋徽宗和金秘密簽了個海上之盟，背棄和遼國的百年和平，背信棄義攻遼，結果唇亡齒寒，引來金兵南下的靖康之恥。遼國使者韓昉在出使北宋時在庭院中哀號：“遼宋兩國，和好百年。盟約誓書，字字俱在。你能欺國，不能欺天。”宋徽宗就是個輕佻的畫家，藝術家搞政治，背信棄義，輕舉妄動，不但沒收回燕雲十六州，反而落得被俘到五國城裡給金人放羊做奴工。
富國強兵，是沒有爭議的，無論是王安石、司馬光、蘇軾，還是歷屆宋朝皇帝，他們共同的願望都是富國強兵。問題是，王安石為了富國強兵採取的政策手段對不對？他的動機正確能證明手段正確嗎？他的政策到底是在富國強兵，還是在誤國禍國？希特勒的動機也是富國強兵，但他和王安石一樣，採取了違反人性的激進措施，導致了人間慘禍，紐倫堡大審判才撥亂反正。真正的英雄是那些給自己的人民帶來和平、富足、有尊嚴生活的政治家們，是擱置南海爭端的鄧小平，是放棄香港的柴契爾，是土地換和平的拉賓和阿拉法特，雖然後二位一個被刺殺，一個被毒死。
一談到歷史，老毛君就悲從中來，老百姓還是玩股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