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專業外的人文素養
現代社會的一個特徵就是專業分工。
它雖然帶來了整體的經濟利益，卻也使個人
對於專業領域以外的一切都變得疏遠，
形成專業領域中卓然有成；
專業以外，陌生寂寞。
對專業以外的人與事，對專業以外的知識與環境沒有時間，
或者沒有興趣瞭解，就有可能變成專業外的孤獨；
甚至變成專業外的「文盲」。
在台灣社會中，我尊敬那些在專業領域中表現出色的人，
但也令我嚮往一些在他們專業領域以外，
所表現的博學多才與人文素養，
例如清華大學的前校長沈君山、
和信醫院院長黃達夫、及實踐大學校長謝孟雄。
與年輕朋友交談時，我常向他們鼓吹：
不要羨慕那些大官、那些巨商、那些新貴；
而是要學習那些專業以外也不外行的人！
學習他們在專業中，可沈醉其中；
學習他們在專業外，也享有人文情趣。
1980年代的美國社會曾流行過「功能性文盲」
（functional illiterate）一詞。
它是泛指那些缺乏處理生活及周邊環境能力的人：
如不會讀家具組裝的說明書，
不能修理家中水電的細微故障，
不會填報所得稅。
把西方社會這種「實用性」的定義用到台灣，
我們也會出現驚人的數字。
我常擔心愈會用筆考試的年輕學生，
愈不會用手來處理生活上的問題。
（二）《紐約時報》的例子
當專業以外的知識——尤其是人文素養
或泛稱的通識教育——所知有限時，
就出現了專業之外的外行現象。
自己就是一個例子。
接受過美國大學人文教育的學生，
專家們認為他們就能夠讀懂：《紐約時報》
《科學人》《華爾街日報》《紐約客》《經濟學人》
等書報雜誌，並且會養成終身閱讀的習慣。
隻要在美國，我當然會看《紐約時報》。
讓我坦白地承認，以它星期天兩百多頁的報紙來說，
有一半是我看得懂的：如國際時事、新聞評論、財經金融、
體育、旅行、書評；另一半基本上讀而不懂的：
科學、文學、宗教、語言、考古、音樂、舞蹈、戲劇……。
看不懂不是英文的問題，是知識不足的問題。
這正反映出自己當年在台灣讀大學時，
都沒有接觸過的學科。年輕時沒有底子，工作後忙於專業，
再要從頭學習並不容易。
生活在西方社會，就會深切體認到自己做一個現代人的欠缺。
為什麼一個在台灣的大學生大體上都可以讀懂國內的報紙？
原因是台灣報紙的水準是在配合讀者的程度，
而不是在提升讀者的水準。
那麼為什麼《紐約時報》會有那麼「高」的水準？
實際上也無所謂「高」水準，它隻是配合美國知識分子的閱讀程度。
這就是說，人文教育普遍的美國社會，
它們的知識分子是喜歡讀那些題材的。
台灣則不然。事實上，台灣早已出現專業外孤獨的現象而不自覺。
我們周邊有多少讀理工、讀財經、讀醫農的朋友
能侃侃而談哲學、宗教、藝術、文學、音樂……？
因此大家就很自然地接受不需要什麼知識背景的八卦、
暴力、情色、內幕及政治口水戰的題材。
隻要社會上人文素養低落、媒體的素質是難以提升的。
如何來補救這種專業外孤獨現象？
那當然隻有透過社會的覺醒與自我的學習。
（三）「學習」才會贏
多位當代管理學者近年來都強調：
企業制勝最大的關鍵，已不是資源、資金、技術，
甚至還不是人才與創新，而是要有持久的能力比對手學習得更快、更徹底。
企業是如此，政府部門也是如此，個人更是如此。
要判斷企業領袖或政治人物的成敗，
隻要認真觀察他們自身及重要幕僚，
是否擁有較高的學習意願、較強的反省能力、較大的包容態度、
以及較深厚的專業知識。
一個沒有學習能力的個人，
他（她）的知識水準就會停留在二十歲左右的大學時代，
他（她）的心智成熟也就停留在青少年期，
這將是一個多麼殘缺的人生！
過去十年常聽到「愛拚才會贏」的吶喊，那是草根性的「匹夫之勇」；
現在要提升到「學習才會贏」，來呈顯「知識之力」。
被譽為「學習型組織」大師的彼得．聖吉（Peter M. Sange），
終於要在11月下旬來台親自講授「再造『學習型台灣』」。
在他備受推崇的《第五項修練》一書中，
他提出了五項修練：追求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願景、
參與團隊學習、推動系統思考。
有了這種修練，當然就不會產生專業外的孤獨。
人的一生就是在尋找各種因素的平衡：家庭與工作，所得與休閒，
儲蓄與消費，小我與大我。
要做一個內外兼顧的人，我想不能超過八分時間用於「專業」，
不能低於二分時間用在吸取「專業外」的知識；
否則，就容易變成「太多專業，太少人味」。
專業知識可以使自己擁有生活的舒適；人文素養才能使自己體驗生活的豐富。
一個圓滿的人生是指：專業領域內是內行，
專業以外也不外行。
不僅要做一位完美的專業人，也要做一位有人文素養的現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