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樂生習慣早上去街上跑步，很快北京的空氣就把他從大街上趕到了封閉的健身房，他跟我說：“在北京街頭跑步有點像一個移動的吸塵器。”
周樂生本名為Lars．C．Jorgensen，5年前從丹麥分公司來北京工作。Lars剛來的時候沒有中文名字，部門總監在同事間發起了一個征名活動，為Lars徵集中文姓名。我根據他名字的英文發音，提議叫周樂生，簡單好記，寓意也積極。本來只是順手為之，沒想到他很喜歡，從諸多選項中定了這一個。
在接下來的日子，周樂生開始認識這個曾經離他非常遙遠的國度和文化，積極地讓自己適應北京的生活：早上去街上跑步，週末帶孩子去植物園。很快，他發現事情和他想像的不一樣。沒多久，北京的空氣就把他從大街上趕到了封閉的健身房，他跟我說：“唔，在北京街頭跑步有點像一個移動的吸塵器。”而在丹麥，他是繞着家附近森林裡的一個湖跑。北京的人和車之多也超乎他的想像，他帶孩子去植物園，在路上開了3個多小時後選擇掉頭回家，因為一直在讓：讓別的車、讓車旁的老人、讓街邊擺攤的婦女，讓一隻橫穿馬路的狗……最後意識到那樣開下去，永遠也到不了目的地。
他不大理解為什麼有的中國家庭為了工作選擇兩地分居，他自己是拖妻攜子來北京的，他覺得家庭很重要。北歐沒有老人幫著兒女撫養孫輩的傳統，因此他的妻子專職在家帶孩子。他解釋說並不一定都是女方犧牲事業，而是根據雙方的收入、興趣以及特定階段的需求來作決定。在丹麥曾經有段時間是他待在家裡，因為妻子比他掙得多。雖然有妻子全職照顧孩子，在北京他還是堅持接兩個兒子放學，並且申請了早7點到下午4點的工作時間。同事們都是早上9點多才到辦公室，他是否準時到公司並不會有人知道，但我的另一位同事說，他因為要趕早班飛機，曾經有兩次很早去辦公室拿東西，不到7點就看見周樂生已經開始工作了。
公司有一項福利：同事一同旅遊，每人每年可以拿1800元的補助。大部分中國同事並不選擇集體旅遊，而是開一張發票，隨便編一個旅遊計劃，找公司報銷這筆錢，然後把錢分掉。周樂生來的第一年不知道個中端倪，當我們隨口問他是否一起“旅遊”時，他很高興地答應了，並且一直等着具體的旅行計劃。直到後來我們解釋給他聽，他才意識到：“哦，這是一個going no where outing（哪兒也不去的旅行）。”他出乎意料地請求我們把他從名單裡刪除。我們很驚訝地說：“可是這樣你就拿不到那筆錢了。”他卻比我們更驚訝：“可是我們並沒有去旅行，不是嗎？”
後來他跟我說，在丹麥人們不會這樣做。公司的初衷是鼓勵同事之間互相瞭解，如果不符合這筆資金設立的出發點，就不應該去使用這筆錢。他同時給我舉例，他的妻子曾經因為工作關係，每天有很多國際通話，通話費用是由公司報銷的，公司並不會去查哪些通話是私人的，哪些和工作相關。可是如果他的妻子和國外的朋友通話，一定會自己支付這筆話費，“這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
周樂生和我們共事5年，他對工作的認真負責、對同事的坦誠熱情，給我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有時候我想，如果他待的時間再長一些，5年、10年，那些曾經讓他不能接受的做法，會不會隨着他受中國文化的影響，變成“非常自然的事”？退一步說，就算他不會改變，他在中國長大的兒子會改變嗎?還好我不需要在這個問題上糾結太久，因為周樂生在任滿之後就回到了丹麥。臨行前他給我看他在中國的駕照，上面工整地打印着他的中文名“周樂生”。能為這樣正直的一個人取名，現在想來讓我頗感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