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控制」（The Singapore Grip）可以是一種疾病、手提箱，或者是一種據稱是本地妓女用以取悅客戶的技巧。它同時也是英國作家法瑞爾（J. G. Farrell）為他描寫英屬新加坡淪陷前夕的小說所取的書名。今天我們可以說它適切地描述了新加坡政體的特徵。

李光耀在1990年從總理一職退位，巧妙地安排後續職位，他先後擔任國務資政和內閣資政的職位——在某些親近部屬心目中則是「折磨人資政」（minister tormentor）——仍然保持相當大的政治能見度。他保有內閣資政職銜直到2011年大選之後才正式辭職。吳作棟在1990年接任總理，至2004年卸職轉任國務資政，直到2011年才辭去公職。


李光耀長子李顯龍接替吳作棟出任國家最高領導人，受人謔稱的三巨頭「聖父、聖子、吳聖人」就此成形，而新加坡也兩度完成最高權力順利轉移。儘管最近這次的交接有明顯的世襲性質，沒有人真正質疑現任繼承人的能力。


「準馬克思主義」社會



新加坡在獨立後最初幾十年的政府在結構上貌似民主，但在實際運作上卻毫不民主。在李光耀及領導人心目中，運作良好的政府遠比民主來得重要。新加坡的確定期舉行選舉，絕大多數人民也認真地投票，不過他們所投的候選人都是學術成績優異才被拔擢的人選。政府在沒有利益團體干擾下運作，保持政策的穩定和連貫性，其效率和清廉也無懈可擊。

政府堅定地追求成長，又能成功達致目標，提升了民眾的生活水準，使得人民願意犧牲權利、追求繁榮。領導階層以以下兩點合理化政府的干預。他們相信經濟健康和政治穩定需要中央規劃和指導，而且人民本身沒有能力做出明智的決定。經濟務實主義和政治整合的原則強化且使新加坡的機制順暢地運作。

實際上，政府認為它和民眾之間存在一種契約，而這和帝制中國的思想並無不同。政府以其優異施政表現作為治理權的根據。只要人民安居樂業，他們就接受此一正當性的假設。這的確是專制。但是新加坡政府並非暴虐無道，它確實致力於全民福祉的理想，把人民奉為國家最大資源，找出並培訓他們判斷最適合執政的人才。

為了換取管理權，新加坡國家機關承擔起提高國民生活水準的責任，包括住宅、衛生、教育和年金等。在這個「準馬克思主義」社會，技術官僚的唯物主義主宰一切，而經濟則凌駕一切。但是經濟根基轉向知識經濟令人不免懷疑，新的嘗試要如何才能在威權國家蓬勃發展，尤其是威權政府傾向管控資訊的流通，並且壓制在政治上為其長期隱憂的反對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