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1-15 旺報 【記者宋秉忠／書摘】
有人批評二十多年來的大陸投資是「錢進大陸、債留台灣」，看看證交所的公開數字可以發現：多家投資大陸金額超過百億台幣的台商，多年來匯回台灣的投資收益是零。不過，「錢進大陸」這句話並不完全正確，投資大陸的收益其實不在台灣、也不在大陸，而是加入每年超過1千億美元的境外避稅金流中。2009年，兩岸避免雙重課稅協議破局，其中最重要的原因竟然是：「台商擔心兩岸稅務資訊透明化後，企業就不再有避稅的空間。」從英國財經記者Nidolas Shaxson所著的《大逃稅》（Treasure Islands：Tax Heavens And The Men Who Stole The World）一書中，我們發現全球透過避稅天堂進行的貿易行為超過50%；每年透過轉移訂價避稅所造成的損失高達1600億美元；在境外避稅的資金等於全球財富總額的四分之一。而且，這種跨國的大逃稅已經嚴重損及各國上班族的荷包，因為所有損失的稅負最後都是壓在他們的身上。
境外世界緊緊包圍著我們。超過一半的世界貿易至少在帳面上，是透過避稅天堂進行；超過一半的銀行資產、多國企業三分之一的外國直接投資，是透過境外流通。大約85%的國際銀行融資與債券發行，是在所謂的歐洲美元市場進行，歐洲美元市場是一個沒有國界的境外地區。IMF（國際貨幣基金）估計，2010年內，光是小島金融中心的資產負債表加總起來，就高達18兆美元，大約等於全世界國內生產毛額的三分之一，IMF還說，這個數字很可能低估。
美國國會審計部2008年的報告指出，美國一百大企業中，有83家在避稅天堂設有子公司。隔年租稅正義網路（Tax Justice Network）利用比較廣義的境外定義進行研究，發現歐洲一百大企業中，有99家利用境外子公司；在每個國家裡，銀行利用境外的頻率都遠超過其他行業。
避稅天堂是什麼，大家都沒有共識。事實上，這個說法有點錯誤，因為這些地方不只是提供逃稅服務而已；也提供保密服務、逃避金融監理，擺脫其他國家法令規章的糾纏。要為避稅天堂提出鬆散的定義，就是「提供政治穩定的便利性，協助個人或實體，逃避其他國家的法令規章與監理，藉此吸引企業的地方」。整個重點是提供逃脫之道，逃避伴隨著居住在社會中、從社會獲利而來的義務，包括租稅、負責的金融監理、刑法、遺產法等義務。這就是避稅天堂的核心業務，也是避稅天堂的所有作為。
「小人物才繳稅」，紐約女性百萬富豪Leona Hemsley說過這句名言，她說的對，但是她不夠大，無法逃脫牢獄之災。媒體大亨梅鐸（Rupert Murdoch）不同，他的新聞公司（News Corporation）旗下擁有福斯新聞台（Fox News）、Myspace、太陽報（SUN）和很多其他新聞媒體，新聞公司是利用所有合法手段，大玩境外遊戲的大師。
手法：轉移訂價
基本上，境外業務是在書面上，人為竄改跨國資金的來龍去脈。要了解這種作法多麼虛假，可以考慮香蕉的例子。
每串香蕉可能經由兩條路線，送到你的水果盤，第一條路線是多國公司僱用宏都拉斯工人採摘香蕉，經過包裝後，用船運往英國。多國公司把香蕉賣給大型連鎖超市，超市再轉賣給你。
第二條路線比較迂迴，是會計師在書面上的去向。從稅務觀點來說，宏都拉斯香蕉賣到英國時，最後的利潤在什麼地方產生？在宏都拉斯嗎？在英國的超級市場嗎？在多國公司的美國總公司嗎？
經營管理、品牌名稱或保險對利潤與成本有多少貢獻？沒有人能夠明確說出來，因此會計師多少可以編造出來。例如，會計師可能建議香蕉公司在開曼群島經營採購網路，在盧森堡經營金融服務，多國公司可能把公司品牌設在愛爾蘭；航運部門設在曼島（Isle of Man）；經營管理部門設在澤西島（Jersey），保險子公司設在百慕達。
假設盧森堡金融子公司現在貸款給宏都拉斯子公司，每年收取2千萬美元的利息。宏都拉斯子公司會把這筆金額，從當地的利潤中減掉，減少或完全消除利潤（與稅負）。盧森堡子公司得到2千萬美元的額外收益，卻只根據盧森堡超低避稅天堂的稅率課稅。會計師的魔杖一揮，高額的稅負就消失了，資本也轉移到境外去了。
大型香蕉公司這種作法叫做移轉訂價或移轉錯誤訂價，是常見的境外把戲。美國參議員Carl Levin說，移轉訂價是「企業版個人逃稅的秘密境外帳目」。多國公司藉著人為操縱內部移轉的價格，可以把利潤移到低稅負的天堂，把成本移到高稅負的國家抵稅。在香蕉這個例子中，窮國流失的租稅收入流入富國，窮國的稅官待遇低落，總是敗給多國公司積極進取、待遇很高的會計師。
誰敢說盧森堡子公司貸出2千萬美元後，是用實際的市場利率計息？這種事情經常很難說，有時候，移轉價格經過極為離譜的調整，到了完全不切實際的地步：中國生產的衛生紙每公斤售價為4121美元，以色列生產的蘋果汁每公升為2052美元；千里達生產的原子筆每支售價8500美元。大部分例子沒有這麼刺眼，但是這種詐欺累積起來，總額十分驚人。全球國際貿易總額中，大約有三分之二是在多國公司內部發生。根據估計，開發中國家光是因為這種企業內貿易錯誤訂價，每年損失1600億美元。基督徒援助協會認為，把這些錢花在健保上，每天可以挽救1千個5歲以下兒童的生命。
老於世故的讀者可能仍然覺得無所謂，說這種情形只是在富國生活醜陋的一面。如果他們這樣想，這種不情願的嘲諷態度顯示他們是傻瓜，因為他們自己也受害。多國公司不只是在宏都拉斯減輕稅負而已，在英國和美國的稅負也降低。英國《衛報》發現，2006年內，世界三大香蕉公司Del Monte、Dole和Chiquita在英國的營業額接近7億5千萬美元，卻只繳交了23萬5千美元的稅，比頂尖足球員的所得還低。
一家在紐約上市的真正香蕉公司年報指出，「公司目前並未創造美國聯邦應稅所得，公司的應稅盈餘大部分來自外國業務，在淨有效稅率低於美國法定稅率的司法轄區納稅。」這段話大致的意義是：我們目前不在美國納稅，因為我們透過避稅天堂，操作移轉訂價。
多國公司通常發現，要利用境外把稅負降為零很難，因為各國政府會採取因應措施，但是政府在這場戰役中是輸家。英國審計部2007年的研究發現，英國七百大企業中，三分之一在前一個景氣熱絡的會計年度裡，根本沒有在英國繳稅。《經濟學人雜誌》1997年進行調查時，認為梅鐸龐大的新聞公司只繳納6%的稅。能夠運用移轉訂價，是多國公司成為多國公司最重要的原因之一，通常也是這些公司成長速度高於規模較小競爭者的原因，凡是關心全球多國公司力量的人，都應該注意這一點。
弊端：錢越多稅越少
境外世界是不斷變化的生態系統，每個司法轄區都提供一種以上的境外專業服務，吸引特殊類別的金融資本；每個轄區都發展出由高明律師、會計師、銀行家與企業主管構成的特定基礎結構，迎合大家的需要。
經營境外業務的很多公司幾乎都默默無聞，你很可能聽過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中的安侯（KPMG），勤業（Deloitte）、安永（Ernst & Young）和資誠（Pricewaterhouse Coopers），但是你聽過境外魔法圈（Offshore Magic Circle）嗎？這個圈子包括在多個轄區註冊的法律事務所，如Appleby、Carey Olsen、Conyers、Maples and Calder、Mourant du Feu & Jeune，and Ozannes和Walkers等公司。這些都是備受尊敬的業者，屬於規模大很多、由衣冠楚楚會計師、律師與銀行構成的全球民間基礎結構，這種結構再配合秘密轄區中形同俘虜的立法機構，推動整個系統的運作。
境外服務涵蓋從合法到非法的事項。就稅務來說，非法的部分叫做逃稅，嚴格的說，避稅是合法的事情，但是根據定義，避稅也涉及逃避民選立法機關的意圖。稅務是不明確的議題，逃稅和避稅之間，有一個非常龐大的灰色地帶，經常要靠漫長的訴訟，才能知道多國公司的避稅手段屬於法律的哪一邊。
在合法事項方面，有一個重點跟雙重課稅有關，假設美國一家多國公司在巴西投資製造工廠，也在巴西賺到所得，如果巴西和美國都對同樣的所得課稅，不因為另一國的課稅給予稅務抵減，這家多國公司相同的所得就要課兩次稅。避稅天堂協助企業消除雙重課稅，卻不見得有必要，因為雙重課稅可以用適當的條約和租稅抵減消除。避稅天堂消除雙重課稅的問題時，造成了雙重不課稅，企業的相同所得不但避免遭到兩次課稅，而且完全避免了稅負。
碰到這種情形時，境內轄區很可能會逐漸出現境外的特徵，在大型經濟體內，租稅負擔也會從流動資本與企業身上，轉移到平民肩膀上。1950年代時，美國企業繳交的所得稅，大約占美國所得稅收入總額的五分之二，現在這個比率已經降到五分之一。美國頂尖0.1%納稅人的所得飛躍增加，有效稅率卻從1960年的60%，降為2007年的33%。如果這些最富有的千分之一納稅人照1960年代的稅率繳稅，聯邦政府2007年內應該會多收入2810億美元。億萬富翁巴菲特調查公司內部狀況時，發現自己負擔的稅率是公司員工中最低的，甚至比公司接待員還低。
整體而言，稅負並未普遍降低，實際情形是富人繳納的稅減少，其他人必須為富人收拾殘局。
境外金融結構通常利用一種叫做「戴帽子」的把戲，這種作法的法文說法是切香腸，意思是把東西像切香腸一樣，切成一片一片。境外金融結構經過切割，分散在好幾個轄區後，每一片都會為通常放在其他地方的資產，提供新的法律或會計「包裝」。1970年代時，開曼群島一位律師解釋說，他的客戶擔心鄰國古巴的卡斯楚，堅持要訂出如果卡斯楚入侵時，客戶會得到賠償的特別條款。他說：「我必須解釋說，卡斯楚在保險箱裡，一定找不到什麼錢，錢其實全都放在紐約或倫敦。」
戴帽子強化了秘密性與複雜性。例如，一位墨西哥毒販可能在巴拿馬的銀行帳戶裡，存了2千萬美元，這個帳戶的戶名不是他的名字，而是在巴哈馬群島設立的一個信託，受託人可能住在根西島，受益人可能是懷俄明州的一家公司，即使你能夠找到這家公司董事的名字，甚至拿到他們的護照影本，你還是無法更深入了解，因為這些董事是職業人頭，擔任幾百家類似公司的董事，他們透過公司律師，跟層層結構的下一層建立關係，公司律師卻受到律師與當事人特權的限制，不能洩露任何細節。即使你突破了這種障礙，你可能會發現，這家公司由特克斯開科斯島的一個信託持有，這個信託訂有逃避條款，在發現有人調查時，整個結構可以轉移到另一個秘密轄區。即使某個轄區配合調查，調查可能拖延幾個月或幾年。最近才從曼哈頓地區檢察官卸職的Robert Morgenthau說：「即使他們配合取締詐欺，也要經過非常久的時間，到了最後，門才會關起來，這時馬匹已經失竊，穀倉已經燒光。」
對策：土地增值稅
需要改變的領域是境內租稅改革。其中有無數可能性，我們只把重點放在幾乎完全受人忽略的兩個很有希望的解決方案上。第一個是課徵土地增值稅。因為土地不能移動，這種稅保證不會逃到境外，又可以鼓勵與獎勵土地的最妥善應用，壓低原本應該會比較高的地租。
金融業的獲利當中，有極大的部分最後是來自不動產業務與土地價值，針對土地的地租價值課稅，你就可以掌握這種金融業務的一大部分，不管這種業務在境外經過多少次的一再操作都一樣。1911年，匹茨堡面對富有地主激烈的大規模反對，變成世界少數採行這種稅的地方之一，獲得驚人的有利效果：美國其他地方在1929年股市大崩盤前，持續掀起驚人的土地投資風潮，匹茨堡的地價只上升20%。德國漢堡在1975年採行這種稅，造成成果驚人的內城更新。這種稅很容易管理、進步（窮人納稅較少），對開發中國家特別有用。
第二種備受忽視的解決之道和礦產豐富的國家有關，遭到劫奪或不乾淨的石油資金浪潮持續流入境外體系，扭曲全球經濟。實施激烈而有爭議性的建議，把國家礦業暴利中的大部分直接公平分配給每一個居民，會徹底改變這種情形。只有阿拉斯加之類的少數地方採用這種方法，但是在很多礦產豐富的國家、甚至是貧窮的礦業國家，這種方法都可行。這樣做會從境外中心，吸走數千億來自礦場、失竊或遭到搶奪的資金，立刻造福相關國家的人民。
境內租稅改革需要領袖與片面行動。2001年9月11日美國遭到攻擊後，美國國會議員在愛國法中，加入比較有力的反洗錢條文。國會議事廳中禮貌頓時失去，銀行主管和國會幕僚之間爆發口角，銀行業為境外空殼銀行辯護，空殼銀行躲在人頭和受託人背後，沒有人知道銀行的真正業主和經理人是什麼人。領導透明化改革的李文參議員提出的法案，遭到葛蘭姆參議員11次阻撓，未能成案後，堅持到底，在九一一之後的環境中，終於達成心願。清楚的新規定指出，美國任何銀行不得接受外國空殼銀行的匯款，外國銀行不得把從外國空殼銀行收到的資金匯入美國。結果像貝克所說的一樣，「數千家過去不受控制的空殼銀行減為大概只有幾十家，立法的大筆一揮，對經濟誠信的重大威脅幾乎從全球金融體系中完全消除。」在這種案例中，國際協定通常是好事，但是領袖精神也可以創造奇蹟。
企業如果碰到過高的稅率、遭到過於嚴格的管理，或是碰到加強透明化的要求，或是要他們受制於刑法，經常會威脅要移到境外，政府官員經常讓富有的金主予取予求。不止這樣而已，努力關閉造成弊端的境外漏洞也會碰到同樣的威脅。
最新的危機清楚顯示，有一大部分的金融業務其實是有害的活動，因此如果金融業的若干部門要離開，情況會變的更好。不論你們國家是否有很多外國金主，優秀的計畫總是會找到資金，本地銀行更適於供應資金，因為本地銀行了解自己的客戶。根據經濟的實際需要，對金融業課稅和管理，不理會資本和銀行家會跑到境外的威脅，通常會把有害的部門趕走，留下有用的部門。領導精神是關鍵，片面行動可以產生優異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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