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造惡因，人民嘗苦果
【時報-台北電】台灣國會殿堂首次遭群眾長期攻占的太陽花學運案，檢方起訴後，台北地院自創判決理由，引進從未經司法實務驗證的公民不服從觀點，判被告無罪；檢方提上訴又無補強證據，高院竟再無限擴張言論自由範疇，為被告脫罪，這樣的判決帶給社會的不是安定，而是後患無窮！本案爭點十分清楚，就是黃國昌等人涉嫌鼓吹民眾，翻越立法院圍牆闖占議事大廳，過程中警民衝突多人受傷掛彩；必須被追究的是，誰涉犯妨害公務罪？誰在場蠱惑群眾造成衝突？誰拆下並破壞立法院銜牌？從一審北院的判決，可窺見承審法官已先設定判決結果，再用無罪結論堆疊判決理由，法官說黃國昌等人是為了抗議服貿，沒有煽惑他人侵入立法院的建築物，且行為符合公民不服從運動理念，故不構成犯罪；問題是，公民不服從在台灣只是學說理念，司法實務從未使用成為阻卻違法的理由。法律講究證據，只要主觀上有犯罪認知、客觀上有犯罪行為，理當受到刑罰究責。故當被告在沒有正當防衛、緊急避難的阻卻違法事由下，北院硬扯公民抵抗權作成判決，實已背離經驗法則。再者，北檢認為黃國昌等人構成犯罪，想要推翻原無罪判決，理應在證據上補強，例如現場監視錄影器的死角，有無其他人證或事證可佐證被告對警方施暴行，亦或員警執法合乎規範，原審有不當認事用法，應變更法律見解及法官心證。但檢方形式上訴、實質棄守，蒞庭過程行禮如儀，無法透過法庭攻防讓法官產生有罪的心證，此外，高院看輿論風向，擴張憲法保障言論自由的範圍，將脫序行為一律解讀為政治意見表達，如此司法官遇政治就轉彎，令人無奈。司法的權力來自於人民，理應回歸人民，當職業法官的判決無法服眾時，或許只有期待人民擔任國民法官來監督審判，對案件做出依法妥適的正確判決，除能真正體現民主、維護社會秩序與安寧，也讓司法贏回人民的信賴。 (新聞來源：中國時報─林偉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