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資深體育記者傅達人公開呼籲，請求政府將安樂死立法之後，身患五種癌症的演員高鳴，在拒絕繼續為病痛折磨的情況，選擇以上吊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雖然上吊是死、病死也是死，然而前者顯現出來的，卻是更多無奈的控訴，控訴這個社會的偽善與冷血，讓一個對生命絕望且無治癒可能的病人，必須用盡他最後一口氣，來終結自己的生命。
久病厭世這個名詞，自古就有，身罹絕症怕拖累家人或是不堪病痛折磨者，往往選擇在家人熟睡或獨自1人時，尋找往生之所。除非是當事人，否則沒人可以理解或感受他們在走前那一刻的悲憤和絕望；那絕不是懦弱的表現或跟疾病妥協，而是有著太多複雜的情愫，他們的離開是因為對家人的愛，讓他們不得不做這樣的選擇，與情場失意或商場失敗甚至只是人生挫折的選擇絕不可相提並論。
據報載，高鳴的妻子曾在受訪時，透露他身患膀胱、腎臟、淋巴、直腸和攝護腺五種癌症。有識者也許會說，現代醫學發達，這五種癌未必都治不好，也不一定是絕症，醫學上不是每一位患五種癌症的人都不想活，戮力抗癌者仍是多數。筆者也不鼓勵身患絕症者都應該自尋死路或一心求死，醫學的發展隨時都有新的可能出現，今天沒有，不代表永遠沒有，今天治不好的，不代表永遠治不好，但是誰有權力代替患者選擇是否接受治療呢？畢竟治療時的痛苦、花費都是患者自己在承受，而治療後的結果卻沒有人可以保証，因為人體的複雜與奧妙、病症的關連和頑強，仍有許多現代醫學無法解決的問題存在。站著說話不腰疼，勸人只有一句話，絕望的痛苦誰來替他承擔？
雖然我們聽不到彼此心裡沒有說出來的聲音，但是走一趟安寧病房或腫瘤病房，就能知道，相較於死亡，他們更痛恨的是無盡的折磨和令人失望的結果。在這些科別裡實施診療的醫護，未曾接過患者求死告白的，只因為不夠資深，還沒跟患者建立能夠開誠佈公的感情所致。
社會的偽善，讓我們以安寧療護來代替安樂死，甚至更以「消極安樂死」來為我們不敢揹負「加工自殺」罵名的迂腐塗脂抹粉，法律成了絕望者追求尊嚴的絆腳石與豁達的緊箍咒，當一個未犯下任何罪狀的人，連在絕望時選擇終結痛苦的權力都被剝奪時，那才是義大利政治學家阿岡本(Giorgio Agamben)「裸命」(Bare Life)的境界。
做為一個民主法治國家，法律應該是至高無上的，在沒有法律允許之前，縱然這個生命再如何的卑微，都沒有人有權奪走別人的生命。同樣的，做為民主法治國家，如果連立法的道德和勇氣都沒有，只能讓這個國家的人民繼續以土法煉鋼、毫無尊嚴可言的方式，在治療無望的情況下，用臥軌、跳樓、服毒、上吊等讓亡者受盡恐懼和痛苦，也讓生者承受驟然而至的失親之痛，那麼這個制度是有問題的。
高鳴先生不是第一個久病厭世選擇以自我終結方式告別人世的末期患者，不論政客和法匠們再如何的掩耳盗鈴，繼續用安寧療護來做為欠缺先驅勇氣的遮羞布，只要現代醫學仍無法讓人類長生不老，在高齡社會中，類似個案仍只會越來越多。在地上壂一本書，讓人往下跳，不會受傷，觀者也不會害怕，並且毫無感覺。但是當一本又一本的壂上去、跳下來，總有一本書的高度，它會是恐懼和受傷的臨界，問題只在於，我們的社會還要再承受多少的悲痛，才能從偽善中解放？安樂死的立法牽涉甚廣，其時程可能需要十年、二十年，才能求得社會的共識，但是如果沒有開始，則永遠不會成功，面對未來更艱困的老人化問題，此其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