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如何下毒
翻開史籍，下毒記載比比皆是，但用“毒”代稱有害物，或是受外來語影響翻開史籍，下毒記載比比皆是，但用“毒”代稱有害物，或是受外來語影響。
據《說文解字》稱：“毒，厚也。害人之草，往往而生。”可見，古人所說的毒源於植物，可能指的就是烏頭（一種植物），以烏頭汁液制膏，塗在箭頭上，即成毒箭，《魏書》中說匈奴宇文莫槐“秋收烏頭為毒藥，以射禽獸”。烏頭又稱射罔，即射後可令鳥獸迷惘。
在英語中，toxic（有毒的）與中文“毒”的發音相近，而toxic出自希臘語，意為箭毒，與東方人的認識竟不謀而合，這或者意味著，“毒”的說法可能來自遊牧民族，分別向東、向西傳入亞歐。在先秦典籍中，“毒”常作“害”“治”“征伐”“奴役”解，用作“毒藥”反而少見，在甲骨文中，人們常用“蠱”來表示毒藥，或者是隨草原文明影響增加，“毒”壓倒了“蠱”，成為標準稱呼。
用毒之始，有三種說法，即宗教說、毒鼠說和射獵說。
宗教說認為，在原始巫術（如薩滿）中，巫師常用毒品引導人們進入幻境。
西元前3400年蘇美爾人的泥版文書裡中便記載了罌粟，古巴比倫圖書館的醫書中，42種藥品（共記錄115種藥）與鴉片相關，希羅多德在《歷史》中也說，斯基泰人常吸大麻。有學者認為，古陶器上圓圈紋、波折紋、渦紋等，即是吸毒後幻覺的呈現，商周時期中國青銅器上花紋詭異，亦源於此。薩滿多用毒蘑菇、佩約特仙人掌、莨菪、大麻、曼德拉草等致幻，而中原多用烏頭，因其分佈廣泛、較易獲得，但烏頭致幻作用不明顯。
毒鼠說則認為，用毒始於滅鼠，因鼠類可造成15—20%的農作物損失，且一對成年鼠一年後可繁殖1.5萬隻後代，不用毒難以遏制。
西元前3000至2000年的歐洲、埃及和阿富汗等地都有陶制捕鼠器。西元前350年即已用亞砷酸滅鼠，古代中國則多用莽草（芒草，貌似八角）、烏頭、巴豆、礜（音羽）石、砒石、特生石（即蒼石）等。其中砒石加以精煉，即為砒霜，因其毒性猛如貔（傳說中的猛獸），故名為砒。
射獵說則認為，用毒始於狩獵。
在距今9000年前的河姆渡遺址中，出土大量水牛遺骨，都是未馴化的野生水牛，獵取它們，只能用毒。西元2世紀完成的《神農本草經》中便明確稱：“其（烏頭）汁煎之，名射罔，殺禽獸。”張仲景在《金匱要略》中則稱：“鳥獸有中毒死者，其肉有毒，解之方：大豆煮汁，及鹽汁，服之，解。”以上三說各有道理。
“蠱”真的那麼可怕麼？
在毒藥中，最傳奇的莫過於蠱。
《左傳•昭西元年》中說：“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所生也。于文，皿蟲為蠱。”這是史籍中有關蠱毒的最早記載。
漢代之前，蠱多指毒蟲，但到了漢代，蠱則成了巫術代名詞，指為加害別人而模仿製作的桐木偶，隋代以後，又出現了精神性的蠱，如貓鬼，自唐代始，蠱突然變得複雜、神秘起來。
據《隋書•地理志》稱：“其法以五月五日聚百種蟲，大者至蛇，小者至虱，合置器中，令自相啖，餘一種存者留之，蛇則曰蛇蠱，虱則曰虱蠱，行以殺人，因食入人腹內，食其五臟，死則其產移入蠱主之家。”
古人無抗生素，消化道疾病是致死主因，由於無法解釋細菌引起的急性腹痛、腹瀉等，往往推為蠱，如《說文解字》即稱蠱為“腹中蟲也”。唐代醫學進步，據5100個墓誌銘統計，人均壽命達59.3歲。醫盛巫弱，巫師需炒作新概念來維持生計，定義模糊的“蠱”恰好契合了他們的需要，制蠱、下蠱、解蠱之說日漸成熟。
其實，不同蟲毒化學成分不同，彼此相噬，毒性並未有效累積，不可能獲得更強毒性。然而，唐代南方始大規模開發，全國經濟中心漸向南偏移，北人對濕熱、植物種類多樣的南方有恐懼心理，常附會以“蠱”“瘴氣”等，柳宗元便稱柳州是“陰森野葛交蔽日，懸蛇結虺如蒲萄”。蠱多靠筆記小說流傳，現代人知道蠱，亦與金庸小說有關。
鴆究竟是一種什麼鳥？
在用毒史上，鴆的名聲不亞於蠱。
古籍中稱，鴆是一種鳥，以蝮蛇頭為食，肉和羽毛有劇毒，能致人於死，但可用來治療蛇毒。據郭璞說：“鴆大如鵰（同雕），紫綠色，長頸，赤喙。”而《名醫別錄》中又說它：“狀如孔雀，五色雜斑，高大，黑頸，赤喙。”從古籍看，鴆四處皆有，鳴聲如“同力”。
鴆之說在甲骨文中未發現，但在春秋則很普及，據說用鴆的羽毛泡酒，可“入五臟，爛殺人”，無數名人死于其下。配置鴆酒需專業的“鴆者”在犀牛角、獸皮保護下才行，因鴆毒性太大，它的羽毛劃過酒，即成劇毒，甚至鴆洗過澡的池塘水也能毒死百獸，但只要犀牛在其中洗一下角，其毒頓解。
鴆酒出現得離奇，消失得也離奇。南朝陶弘景曾說：“昔時皆用鴆毛為毒酒，故名鴆酒。傾來不復爾。”西晉“衣冠南渡”時，“時制，鴆鳥不得過江”，此江應指長江，從此鴆鳥便似乎從歷史中消失了，後代雖有鴆酒之說，但只是用來代稱毒酒，與鴆鳥已無關。陶弘景曾說鴆鳥“狀如孔雀”，唐人則否定說“陶雲狀如孔雀者，交廣人誑也”。
有學者認為，鴆可能是一種已滅絕的鳥，但也有人認為，鴆即今東南亞尚能見到的黑鶴，它也以蛇為食，但無毒，可能是古人以鴆羽撥毒入酒，令人誤會為鴆有毒，但更多學者認為，鴆只是一種傳說。
水銀與黃金有毒嗎?
在小說中，有用水銀下毒和“吞金而死”之說，《水滸》中的宋江死於前，《紅樓夢》中的尤二姐死于後，但均屬小說家言。
水銀不溶于水，進入人體後無法被吸收，汞蒸汽和汞鹽會給人帶來傷害，但前者需要在1—44毫克/立方米的較高濃度下，人體暴露4至8小時才能中毒，後者常見形式為硫化汞，即朱砂，曾被認為是補品，唐代醫家則認識到，朱砂有毒，不能長期服用。
黃金亦不溶于水，甚至不溶于普通的酸堿，黃金製品上多有尖刺，可能刺傷內臟，這會帶來較大痛苦，但曹雪芹筆下的尤二姐卻又明明是安詳地死去。
為什麼曹雪芹會認為金有毒呢？因為史書上有金屑酒，是一款名毒，妒後賈南風即死于此，劉禹錫在《馬嵬行》中說：“貴人飲金屑，倏忽蕣英莫。平生服杏丹，顏色真如故。”稱楊貴妃也死于金屑酒。（此處劉禹錫有誤記，史籍明確說明楊貴妃系“縊死”）
顯然，曹雪芹在此望文生義，將“藥金”誤為黃金。“藥金”是古代方士提煉出的一種類似黃金的金屬，一般指黃銅，在相當時期，“藥金”被認為是黃金的一種。古人認為黃金不朽，服之可以延年，但黃金太貴，亦以“藥金”替代，可煉製“藥金”要使用水銀和雄黃、雌黃、砒黃等硫化物，如處理不善，就會成毒，“殺人及百獸”，這才是金屑酒的原材料。
令人費解的糞便戒酒
人體狀況各不相同，通用毒藥並不易得，在宋代以前，比較常用的毒藥無非野葛（鉤吻，即斷腸草）、烏頭、馬錢子、巴豆、藍藥幾種。
野葛比烏頭還毒，本名為冶葛，產自南方。馬錢子即牽機藥，傳說趙光義用此毒死李後主，服食該藥後，頭部抽搐，軀幹向下彎曲，與足相接而死，狀如在操作織布機，故稱牽機藥。巴豆毒性較低，因人而異。藍藥則為一種蛇毒，《酉陽雜俎》中說：“藍蛇，首有大毒，尾能解毒，出梧州陳家洞。南人以首合毒藥，謂之藍藥，藥人立死。取尾為臘，反解毒藥。”
在這些毒藥中，烏頭最常見，李時珍曾質疑道，烏頭分兩種，即川烏頭和草烏頭，前者無毒，古人卻未載，學者霍斌指出：李所見川烏頭為人工培植種，宋代始有，而此前野生川烏頭也都是有毒的。在“刮骨療毒”中，關羽所中箭上的毒，即應為烏頭毒，按傳統療法，只需用藥補瘡即可，但關羽中毒已深，不得不刮骨療毒。
古人發現，烏頭毒對付鳥獸極為效驗，“唯射豬犬，雖困猶得活”，古人認為這是“以其噉（音丹）人糞故也”，葛洪在《肘後方》中提議：“人若有中之，便即餐糞，或絞濾取汁飲之，並以塗瘡上，須臾即定，不爾，不可救也。”此方後收入《華佗神方》，孫思邈亦曾加注。
眾名醫都同意糞便解毒法，其中關竅，令人費解。
砒霜一統江湖。
宋代以後，下毒方法漸趨簡單，因砒霜崛起，一統江湖。
砒霜源自天然砒石，以江西信州（今上饒市部分地區）質最優，其中色紅者即“鶴頂紅”，號為毒物之王，宋代竟“每一兩大塊者，人竟珍之，不啻千金”。
但，宋代醫家甚少關注砒霜，《本草經集注》《新修本草》均未載，直到《開寶本草》才列入砒霜，也僅稱“味苦，酸，有毒。主諸瘧，風痰在胸膈，可作吐藥。不可久服，能傷人。”李時珍曾奇怪地說：“砒乃大熱大毒之藥，而砒霜之毒尤烈，雀鼠食少許即死，貓食鼠雀亦殆，人服至一錢許亦死，雖鉤吻、射罔之力不過如此，而宋人著《本草》，不甚言其毒，何哉？”
這或與加工方式有關。宋代制砒霜，是“取山中夾砂石者，燒煙飛作白霜”，這種昇華法產量低、品質差，如採用煆燒法，則毒效立增，即砒石末加明礬烤制，明礬遇熱融化，裹在砒石末上，防止其中有效成分揮發，成品毒效倍增。
據《天工開物》載，煆燒制霜時，“立者必于上風十餘丈外。下風所近，草木皆死。燒砒之人，經兩載即改徙，否則鬚髮盡落”。
《水滸》中，武大郎死於砒霜，但砒霜不易溶于水，用湯藥灌遠不如混在食物中。砒霜用量小、價格廉，烏頭、野葛等已無法與之匹敵，不僅潛入潘金蓮這樣的尋常人家，連慈禧太后毒死光緒皇帝，亦用此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