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竇娥冤》的故事。竇娥這位悲情女子含冤赴死，或許，“血染白綾、天降大雪、大旱三年”正是這場悲劇的賭咒。不過，竇娥終究只是小說家言，但在中國數千年歷史長河中，如竇娥一般蒙受者千古大冤的人物，也大有人在。這裡，不妨列舉四位最具代表性的。
曹操
曹操是個很厲害的能人，這應該是現代人共識（此君故事大家都詳熟，也無需贅言），似乎也得到了正名。可在整個封建時代，統治階級出於輿論需要，曹操一直頂著“亂臣賊子”的帽子，招搖了上千年，尤其在宋、明、清時期，坊間百姓更到了“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顰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的地步。而在當時的戲劇曲目裡，曹操也是一成不變的白臉奸臣形象，以一種極其不雅的姿勢，始終跪在人民的對立面。
這種風氣，到了民國之後才略有改善。譬如魯迅就曾說過，“曹操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英雄”。國學大師呂思勉還寫了專稿：“我要替一位絕代的英雄辯誣了，這英雄是誰？便是魏武帝”。而曹操呢，恐怕只能躺在墓地裡大度地感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者謂我何求，既然做了這個冤大頭，就隨他去吧。
晁錯
晁錯的名氣或許不大，但作為古代高級知識份子的代表，還是有必要一提。此人是漢初一位富有理想主義的政治家，他學貫儒法，知識淵博，深受文、景兩朝皇帝器重和寵信。景帝主政期間，晁錯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鞏固大漢王朝的千秋大業，草擬了一個政策，也就是著名的《削藩策》。何謂“削藩”，大概就是削弱分封藩王的勢力，尤其是行政自主權及軍事權。這藩國長期外設，尾大不掉，久了難免是定時炸彈。這個提議很好嘛，漢景帝為了漢朝的長治久安，自然是同意的。可政令一出，馬上受到諸藩王的抵制（誰願意既得利益受損）。於是“七國之亂”爆發了。
這七國聯軍，浩浩蕩蕩地殺向京師，並打出了口號，叫做“誅晁錯，清君側”。這景帝一看，形式不妙啊，於是也遷怒晁錯（群臣也認為晁錯沒事找事，口風一直彈劾他），真把他的命給OVER了。可是，明眼人都知道，這“誅晁錯”只是個藉口，聯軍哪有罷軍的意思。但經過一番軍事博弈，七國之亂終於還是被鎮壓了。如是，中央的權力進一步得到集中，也鞏固了漢王朝的統治基礎。只是可憐了晁錯，因為一個正確卻有稍微激進的政治理念，卻成了被冤殺的替死鬼。可歎可歎！
袁崇煥
相信很多人初識袁崇煥，是因為金庸先生的《碧血劍》。大致知道了，此君是個人物。但翻開史料裡的記載，卻見他又滿滿的一身悲傷。袁崇煥文官出身，卻受命於危難之間，收關外流民，鑄金城湯池，整老弱之師，引十三門外夷巨炮，將一代雄主努爾哈赤轟于馬下，更阻皇太極近十年徘徊關外，不得進犯。
無奈明思宗朱由檢（也就是崇禎）剛愎自用，對功高震主的袁崇煥諸多防範，為朝中亂臣賊子找到可乘之機，以“擅殺島帥（殺了當時名將毛文龍）”、“與清廷議和”、“市米資敵”等罪名對之進行彈劾，加之清軍又趁此機散佈袁崇煥通敵謠言。崇禎一時大腦缺氧，盡顯昏君本色，將袁崇煥處以淩遲。更可悲的是，由於被安上“賣國賊”的帽子，袁崇煥死後也不得安身，坊間百姓更爭相搶食他的肉。
李鴻章
被安上“賣國賊”帽子的，還有大清朝李鴻章。不過，此君的運氣要比袁崇煥好太多，至少，得到了善終。當時的清廷，腐朽無能，對內鎮壓老百姓很起勁，對外卻拿侵略者們一點辦法都沒有。沒有辦法怎麼辦？只能低頭、認錯、賠錢吧。當然，這都得有個代表。大清朝的掌門人慈禧肯定是不行，人家要有最高領導人的范嘛。於是，只能內務府總管李鴻章出馬了。比如《馬關條約》、《辛丑合約》等一些影響很壞的屈辱條約，都是他簽的字。
如是，至清末始，民間百姓談及李鴻章，無不咬牙切齒，認定他是賣國求榮的首惡（清廷也多次為平民憤，將其革職），直至當今的教科書裡，李鴻章也是以一個不太光彩的形象出鏡。其實，頂著一個大黑鍋過日子，李鴻章心裡何嘗不苦，相傳臨終之時，口不能言，仍執筆寫下遺願，望大清國推行新政，力圖自強，抵禦外虜。書畢，淚流滿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