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戰爭是危機也是轉機
自從日本新首相安倍晉三就任以來，連續採行擴張性貨幣政策、擴張性財政政策，以及被視為貨幣戰爭的日圓大幅貶值政策，已經在亞洲甚至世界各處掀起遍地烽火。一向個性強悍的韓國，不客氣地以韓元大幅貶值回敬日本；而原本主張貨幣要維持「動態穩定」的我國央行，快、狠、準地在上週一放手讓台幣大貶3.1角，貶幅接近1.06％，但仍低於韓元同日1.74％的重挫幅度。台、日、韓的貨幣戰爭於焉正式爆發。
以貶值作為貨幣戰爭手段，首先要考慮的代價是通貨膨脹。台灣去年全年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率為1.93％，而南韓CPI年增率為2.2％，兩國不分軒輊；至於日本則近兩年持續通貨緊縮中。換言之，在通膨考量上，日本最有本錢放手讓日圓貶值，因為日本不但不擔心物價上漲，甚至訂定目標，希望能將2013年CPI年增率提高到2％，讓廠商有利潤，願意增加生產和雇用，從而提高其所得與就業水準。
因此，考慮以通膨為貨幣貶值的代價，若僅以2012年的CPI比較，台韓看來相差有限，似可放手一搏。然而，台灣去年1~11月平均薪資為45，721元，扣除同期間消費者物價上漲1.96％，實質平均薪資負成長1.98％，倒退回14年前的水準；相對地，南韓的實質平均薪資近十年來的平均年成長率約2.5％。從而若考慮以通膨為貨幣貶值的代價，我國將因實質薪資衰退，相對上沒有硬拚的本錢。此外，通貨膨脹也將導致實質利率下跌，自然也是總體經濟層面應審慎斟酌的因素。
任何負責任的政府必然考量，如果繼續參與這場貨幣戰爭，我們付出前述總體經濟層面上可能的代價時，將能換回甚麼利益？進一步還要思考，貶值究竟幫助了那些產業，又使那些產業受害？貨幣貶值衝擊整體產業的損益兩平點、最大效益點在那裡？更何況貨幣戰爭一旦真正開打，各國匯率隨時在變動，最適匯率不是自行閉門決定，而是視對手行動而定的賽局均衡，並且不是靜態均衡而是動態均衡；動態均衡點的匯率每天都不同，廠商能夠受得住頻繁的匯率變動嗎？
因此在實務上，即使貨幣戰爭展開，匯率的主動調整不會與相關國家幣值變動亦步亦趨地即時變動，而是先容許市場自行因應，再做不定期修正，甚至在相關國家沒有行動時主動出擊。有時還必須聲東擊西，因為會被市場預期到的行動，就不會是有效的行動。在這部分我國央行向來做得很好，元月28日的急貶行動，就是一個代表性的範例。
比較難以處理的問題在於貨幣戰爭中，貨幣貶值的目標點應該訂在那裡。貨幣貶值不但存在前述通貨膨脹所致之平均薪資與實質利率下跌的總體經濟負效應，而且對不同產業的衝擊各有不同。簡單地說，貶值對出口產業有利，而對進口產業不利。然而，過度貶值會讓某些不具競爭力的出口產業，依靠貶值的降價效果求生存或得利益，無異保護這些不圖長進的業者苟延殘喘。反之，貶值幅度若不夠，會讓原本有競爭力的產業受傷害，這是台積電張忠謀董事長去年槓上央行彭淮南總裁的原因。
因此，貨幣戰爭就國際金融秩序而言，是一個動亂；對因應不當的國家而言，是一個危機；對處理得當的國家而言，則是個改善產業體質的轉機。亦即，貨幣戰爭不只處理總體面的通膨衝擊、金融面的熱錢進出，還要考慮產業面的體質調整。我國央行素來以「動態穩定」作為匯率政策指導原則，雖然相對上以總體面與金融面為重，實際上也常將產業面衝擊列為重要考量因素。
享有全球鑄幣權的美國其實才是此次貨幣戰爭的元凶，連續三回合的貨幣量化寬鬆（QE）大印鈔票，事實上是對全球貨幣貶值；日本已經忍無可忍，從而掀起貨幣戰爭的序幕，韓國也積極應戰。中國大陸則因通膨壓力太大，預料不致加入貨幣貶值大戰的行列。
至於我國雖因重要原料及設備來自日本的比例甚高，若不參與貶值競賽，可因日圓貶值而獲益。然而在若干高階產品方面，我國與日、韓短兵相接，要維持這些產品的競爭力，適度貶值在所難免。並且日本自311大地震之後，海外分散投資趨於積極，對台投資更為熱絡；邇來又因釣魚台事件，讓日本對大陸投資趨於審慎，台灣將主權爭議與資源開發分割處理的東海和平倡議，則讓日本增加來台投資意願。凡此種種，都使新台幣在日圓大幅貶值時不能無動於衷，而需作適度貶值以為因應。
綜言之，傳統上央行考慮台幣走向多以總體面與金融面為主，貨幣戰爭啟動之後，產業面和投資面則宜給予更多重視。作法上除了跨部會與經濟部更緊密合作外，對於優質企業如台積電等業者的意見，也應研酌參採。若能如此，將使貨幣戰爭危機，變成強化產業競爭力的轉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