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嬛傳》能輸出什麼價值觀？ 侯健羽
2012年，一部描寫中國清代宮廷內鬥的《甄嬛傳》，創下中國大陸有史以來的收視記錄。僅在上海本地，最高收視率破10%。
這部劇講述了宮女甄嬛從進宮時一個天真善良的姑娘，在經歷過宮廷的爾虞我詐之後，變成一個“腹黑女王”並成功上位的故事。整部劇充斥著權謀鬥爭，互相陷害，否定了友情、愛情、親情等一切人類美好情感。宮女們出賣朋友，使朋友流產；為上位不惜拋棄曾經的愛人；為陷害他人甚至親自殺死腹中胎兒。這一切的一切，都是為了得到皇上的恩澤，使自己擁有更大的權力。
這樣一部劇怎麼會引起中國人如此大的興趣？導演鄭曉龍認為，《甄嬛傳》在中國大陸“之所以如此受歡迎，是因為其傳達的核心價值觀是正確的”。（《京華時報》，2013年1月23日）因此，這部劇將在美國主流頻道播出，被視作完成中國電視劇“走出去”的使命。一些中國主流媒體如《南方日報》稱：“不僅要依賴外國人對神秘國度的這種好奇心，更重要的是，如何像好萊塢一樣向世界輸出自己的文化和價值觀？這將是有世界眼光和遠大抱負的中國電影人電視人所面臨的終極命題。”（《南方日報》，2013年2月3日）
儘管中國主流媒體對《甄嬛傳》在美國播出持肯定態度，但我認為，這部戲在美國不會受到太多認可，更不可能完成價值觀輸出。其原因是，它宣揚的是中國落後的、倒退的價值觀，在中國引起的社會效應也是負面的。它在中國的高收視率，並不能代表它具有普世意義。
《甄嬛傳》的熱播，是因為它與當今中國轉型中人們得負面心態產生了共鳴。
首先，高收視率有其深厚的社會認同為基礎。人們需要找到一個關注物件以宣洩內心情感。《南方日報》稱：“《甄嬛傳》本身就是一個披著古裝的外衣，展現職場倫理的劇。”中國網友稱，《甄嬛傳》反映的就是中國社會現實，無論是職場，還是情場方面。資料顯示，中國80後離婚率超過30%，其中有四分之一是由於男人找“小三”，更能表明中國人對《甄嬛傳》情節的認同不是基於主觀偏見。該劇中的皇權至上，濫用私刑，與當下中國政治腐敗、職場各類潛規則橫行、缺乏監管、正義得不到伸張有相似之處，其根源都是“人治”。人治的準繩是人心，這是世界上最變幻莫測的東西，幾千年來關於人的系統研究都沒有達成一致。以統治者人心為準繩的管理自然具有不確定性、排他性、神秘性，這勢必導致權力不受制約，造成社會存在無力感，對人生、對社會的不確定感，無法享受當下的安寧，從而產生焦慮、恐懼、抱怨甚至仇恨。羅素說過：“恐懼是殘忍的根源。”這種恐懼需要通過不斷獲取來的權力來暫時鎮痛。《甄嬛傳》又正好滿足了中國人窺視獲得權力訣竅的願望。相比之下，民主與法制社會具有確定性、民眾參與性、透明性。這就讓人們處於一種身心相對安寧的生存狀態，不用把過多精力用於研究人的問題，而用於做事。
可怕的是，《甄嬛傳》的熱播並不僅因為它反映中國當下現實，更是被當作一部勵志劇被樂此不疲地模仿、奉為秘笈。因此它被大眾起了《甄嬛升職記》的別名。一些以《甄嬛傳》為藍本的職場攻略應運而生——《看甄嬛如何上位》；新聞標題也借甄嬛的光——《億萬富豪要選“妃”，上千“甄嬛”博上位》；至於從《甄嬛傳》中學習計謀指導“小三”、正室的“奪愛寶典”更是數不勝數。人們認同並模仿甄嬛最終變邪惡，反映出中國人傾向于適應不合理制度，而不是反抗不公。一些中國人雖然嘴上對現實不滿，可是恐懼讓他們只得去適應，因為現實意味著無法改變，反抗可能會帶來報復。
所以，中國人表面表現出仇富、仇官，認為他們的上位手段陰險，錢財來路不明，但私下裏又去學習他們的手段以成為他們中的一員。這樣，這些曾經抱怨現實對他們不公的人們，在自己使用不正當手段時，就有了開脫——“甄嬛開始不壞，差點被人整死；後來變壞，才能生存”、“社會就這樣，我也是不得以。”人們笑貧不笑娼，上位手段越是反人性，越被人們佩服其意志強大。這正是劇中甄嬛所走過的心路，她無底線地傷害自己、傷害同類，去換取皇上的恩寵，去屈從於皇權。似乎只要走上去，有了權，就沒有反抗這個制度的必要。有些觀眾在看到甄嬛親手殺死腹中胎兒去陷害皇后時，拍手叫絕，稱其手段高明、果斷，直呼過癮。從而得出結論：“要想成功，別人壞，你就要比他們更壞。”他們從來不去指責那個坐擁三宮六院，主宰她們命運的皇帝。這與文革時為了向党表現忠誠而告發親生父母的行為，並不二異。
《甄嬛傳》在中國的熱播只是當下中國的一陣風，它的藝術價值遠不及中國那些流傳了幾百年的經典。它不能代表中國文化的主流。我預言，《甄嬛傳》在美國社會至多會引起亞裔一代移民的關注。至於那些深受西方價值觀影響的美國人，並不能接受這種落後價值觀的輸出，因為他們既達不到文化共鳴，也沒有動力去學習戲中的計謀。如果中國想輸出自己的文化和價值觀，應該首先改善社會制度，讓中國人自己先去相信不用“厚黑哲學”，而是通過勤奮、堅持不懈、正直，就可以達到成功。
中國那些流傳下來並真正體現中華文明的經典作品，往往能夠幫助人們舒立信念，使人們相信，即使在最黑暗的時代，也有人性的閃光。比如《梁祝》中梁山伯與祝英台為了愛情不惜與強權做鬥爭；比如《三國演義》中關雲長為了與劉備的友誼，沒有接受勢力更大的曹操的收買。是相信正直、善良可以獲得成功。她忠於愛情、忠於友情，報答恩人，終成一同樣處於東亞文化下的韓國拍攝的《大長今》是成功輸出文化的例子，同樣是描寫充滿陰險毒辣爭鬥的宮廷，醫女長今沒有同流合污、人性沒有扭曲，而代傳奇，讓人們看到人性的力量。另一部是日本的《阿信》，那個戰爭和地震都打不倒，經歷了丈夫自殺、孩子橫死仍然堅強的日本姑娘創造了日本的商業帝國，激勵了文革後整整一代中國人從苦難中站起來。
中國應該通過展示人性之善和美的文藝作品去感動世界、走向世界，讓世界嚮往中國，而不是通過一部戲讓中國人和外國人都覺得，這是一個正直的人沒有生存空間，避之唯恐不及的可怕國度。
讀者：侯健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