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和歐洲走向日本式長期蕭條。”
《經濟學人》、《金融時報》等英美經濟雜誌去年經常發表文章說，美國和歐洲國家對解決債務問題等改革持消極態度，因此有可能發生“日本化（Japanification）”現象。
“日本化”一詞原指動畫片等日本文化席捲全球的現象。但全球金融危機後美國和歐洲經濟呈現出長期蕭條的跡象，日本化也演變為被稱為“失落的十年”的日本式長期蕭條的同義詞。此外，日本化還作為意味著政治領導能力缺失等政府無能拖累結構調整的單詞使用。日本幾乎每隔一年就更換首相，由於政治動盪，無法一貫實行政策。
2008年雷曼兄弟破產風波時，美國和歐洲專家還信誓旦旦地表示：“把日本當作反面教材，將迅速脫離危險。”日本在上世紀90年代泡沫破滅後，由於政府沒有進行結構調整，經濟陷入長期蕭條。西歐社會自信地認為，可以發揮強大的政治領導能力，通過迅速的結構調整短期內化解危機。
隨著西歐危機長期化，日本專家們提出日本化不是只存在於日本的特殊現象，而是在發達國家也有可能發生的普遍現象。瑞穗綜合研究所首席經濟分析師高田創主張：“日本只是最先經歷了泡沫破滅引發的長期蕭條，不是因為日本政府格外無能或者政策錯誤。歐洲擺脫雷曼衝擊將需要10年以上。”此外，一些學者主張，當前的經濟危機和人口結構變化與泡沫破滅同時發生的日本式蕭條非常相似，不能排除危機長期化的可能性。
◇造成長期蕭條的根本原因是人口結構變化
前東京大學教授、日本銀行副行長西村清彥主張，老齡化引發的人口結構變化是西歐金融、債務危機的重要原因。
西村清彥提出的依據是“生產、非生產年齡人口比率”，該比率反映由幾名生產年齡人口（15至46歲）撫養1名老年人和兒童等非生產年齡人口。在日本該比率1990年以2.3名達到頂點後呈下降趨勢，引發了房地產泡沫破滅和金融危機。1990年2.3名年輕人撫養一名老人，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少的生產年齡人口承擔起撫養老人和兒童的重擔。該比率下降意味著人口中心從消費旺盛的年輕階層轉換為高齡者。也就是說，年輕人口增加推動經濟增長的“人口紅利(bonus)”時代結束，進入老年人口增加導致消費和生產減少，福利費負擔猛增拖累增長率的“人口負擔(onus)”時代。
年輕人口增加時，需求也會增加，人們對市場增長持樂觀態度，受此影響，杠杆投資隨之增加，從而推動增長率。相反，高齡人口增加將導致杠杆投資減少，消費低迷，經濟日益萎縮。美國、希臘、葡萄牙、西班牙等國家的生產、非生產年齡人口比率先後在2005年至2010年達到頂點。西村清彥主張：“從人口結構的變化看，日本和西歐危機驚人相似。”
◇人口結構變化甚至引發政治領導力缺失
美國和歐洲未能進行大刀闊斧的結構改革，也與人口結構變化有關。在以年輕人口為主的社會，由於利害關係比較單純，可以較為輕鬆地推進政策，但在老齡化社會，不僅是富人和窮人之間，年輕一代和老年一代也存在著錯綜複雜的利害關係，所以更加難以發揮政治領導力。
此外，在生產年齡人口增加時，可以以財政收入增加為前提推行政策，但在生產年齡人口減少時，由於稅收減少、退休金和社會福利費猛增以及增長率放緩，財政遭受沉重的壓力，所以更加難以克服危機。一旦人口結構達到老齡化，就很難維持高增長，但選民因為慣性依然要求高增長和高水準的福利，最終導致政權不穩定。高田創說：“如果西歐國家不降低國民對過去高增長期享受的福利的過分期待，將持續陷入政治危機。”
◇中國也面臨人口危機
人口結構變化論者主張，繼西歐發達國家後，中國、韓國也將面臨危機，全球經濟危機進一步加劇的可能性很大。西村清彥預言，韓國、中國、新加坡的生產、非生產年齡比例將在2010年至2015年達到頂點後回落，屆時將很可能面臨危機。這一主張成為最近在日本盛行的“中國泡沫破滅論”的理論依據。中國實行獨生子女政策，因此老齡化速度比任何一個國家都快。此外，中國的生產年齡比率增長勢頭也放緩，引發勞動力緊張和工資上漲現象。
但也有人批評說，這一主張只不過是將日本的長期蕭條合理化。也就是說，就像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一樣是“末日論”、“宿命論”的思維方式。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主張，糧食呈代數基數增長，而人口呈幾何級數增長，最終人類將走向滅亡。批評論者們主張，發達國家的老齡化可以通過向人口激增的非洲、南美等發展中國家擴大出口市場，通過移民增加年輕人口的方式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