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貴族的屈原何以決絕的走向死亡！
從另外一個角度解讀屈原之死
貴族，指的是奴隸制社會和封建社會中，因權力、財產高於其他階層而形成享有政治，經濟特權的皇室的宗族子弟和功臣世襲爵位和領地的各級封建主。
中國封建社會的貴族誕生于周代。荀子說：西周初，“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為天下顯諸侯”。西周最高統治者這樣做的目的是“封建親戚，以藩屏周”，這種“封藩建衛”的辦法，是借鑒氏族部落居住地的構築形制，把它引入政治領域而產生的一種新的政治制度──封建之制，或稱分封制度。
中國西周的封建制度與宗法制度相聯繫。天子、諸侯、卿大夫的職位都由嫡長子繼承。宗法制度的基本精神是以宗子為中心，依血緣關係的遠近來區別親疏貴賤，從而規定出無可改變的等級制度。王室直接管轄的核心區域王畿四周圍繞著貴族統治的地區行統治。這些貴族形式上根據周王授予的爵級、權力居於上層統治地位，自那時開始，一般平民與貴族之間橫亙著一條難以逾越的鴻溝。並延綿封建社會三千多年。
屈原出生于楚國貴族，和楚王一樣，羋（mǐ）姓；楚武王熊通之子瑕被封在屈地，該姓出自黃帝顓頊系統的祝融氏；羋姓族群從商代遷徙至南方楚地，當傳到熊繹時，因功受周封于楚，遂居丹陽（也就是現在湖北省秭歸縣境內）。這就是屈原的故鄉。
楚王的本家中，和屈氏家族類似的，還有春秋時代的若敖氏和薳氏；戰國時代的昭氏和景氏，昭、屈、景是楚國王族的三大姓，屈氏能夠從春秋前期一直延續到戰國後期，一直處於楚國的高層，這個家族可謂經久不衰。屈原曾任三閭大夫，掌管王族三姓的事務，屈原是楚王的本家，當時叫作“公族”或“公室”，所以他和楚國王朝的關係，當然也就不同一般，屈原貴族身份名正言順。
身為貴族的屈原一度也光宗耀祖，春風得意，他登上政治舞臺的時期，正是中國即將實現大一統的前夕，“橫則秦帝，縱則楚王”。屈原因出身貴族，又明於治亂，嫻於辭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懷王的寵信，位為左徒，朝廷一切政策、文告，皆出於其手。
屈原為實現振興楚國的大業，對內積極輔佐懷王變法圖強，對外堅決主張聯齊抗秦，使楚國一度出現了國富兵強、威震諸侯的局面。但是由於在內政外交上屈原與楚國腐朽貴族集團發生了尖銳的矛盾，由於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屈原後來遭到群小的誣陷和楚懷王的疏遠。
據《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記載，上官大夫靳尚出於妒忌，趁屈原為楚懷王擬訂憲令之時，在懷王面前誣陷屈原，懷王於是“怒而疏屈平”。屈原被免去左徒之職後，轉任三閭大夫，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事務，負責宗廟祭祀和貴族子弟的教育。此時，屈原雖被疏遠離權力中樞，但以其貴族的身份和三閭大夫的職權，如果他識時務，不牢騷滿腹，沉得住氣等待時機，積極聯絡先前貴族一族，東山再起或也指日可待。
但他卻長籲短歎、愁眉不展，常常整夜不眠。通宵達旦奮筆疾書，寫了一篇名叫《離騷》的長詩，把對楚國的憂愁和自己的怨憤都寫了進去。“離騷”就是牢騷，古往今來，人在遭遇憂愁的時候，呼叫上天、鬼神和父母，以抒發自己的怨憤是同理。在他的另一篇《漁父》中描繪了自沉前的情景“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
”漁父曰：“聖人不凝滯于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釃？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甯赴湘流，葬于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從這段記載看，屈原也確實存有恃才傲物的心境，其生活常識與見識與一個普通打漁翁截然不同。看看“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而在漁父看來，處世不必過於清高。世道清廉，可以出來為官；世道渾濁，可以與世沉浮。至於“深思高舉”，落得個被放逐，則是大可不必。屈原和漁父的談話，表現出了兩種處世哲學，王公貴族與平民百姓的階層的生活遵循的生存規則意識，這兩種處世哲學，一直在中國社會延續至今。
中國封建士大夫的共有特點是一旦理想遭到打擊，就自然而然的念千古之悠悠，獨滄然而淚下；遂將政治上的失意、幽憤寄情于古人或者山水，來抒己懷才不遇的怨憤之情。
多愁善感、失意惆悵，是古往今來知識份子的一大致命弱點，身為貴族的屈原是最典型的代表。故孔稚珪在《北山移文》中說“文人多失意，即便隱逸山林，仍“或歎幽人長遠，或怨王孫不游”。悲戚淒切，不能自拔，以至於悲情成了這類士大夫的宿命。
設若屈原生活於充斥著崇拜金錢、急功近利、浮躁喧囂、爾虞我詐的今天特色時代，以他高貴出污泥而不染的人格、眾人皆醉他獨醒不入流的曲高和寡，他在朝廷官場自然也是孤獨的，他要想找塊淨土、知音就更為艱難，抑鬱症、精神病、跳樓、溺水自殺也是他唯一的結局。
雖然牢騷滿腹，但屈原在發牢騷的同時還是很為自己的貴族出身身份而自豪和驕傲的，在《離騷》中一開始就誇耀自己的高貴血統和身份出身門第，“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敘述自己的出身，乃帝顓頊之苗裔，華夏子孫之後承，祖先一脈傳承，實乃名正言順的太子党。
他自然深諳孔子“名不正，則言不順”處世哲學，開篇即澄清自己的身份，“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把自己高貴的出身年月日說的很清楚。“皇攬揆余以初度兮，肇賜予以嘉名。名餘曰正則兮，字餘曰靈均”，“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蘺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洋洋灑灑反復強調，多麼高貴尊嚴的氣質，裝束打扮都是那麼的講究，五帝之後，純正的血統，正宗貴族，太子党。
這才配得上我屈原尊貴典雅的身份，看看屈原自我感覺良好的介紹，把自己的高貴血統基因說的很十分明白，也可見當時的權貴們是十分看重血統名分，以此來顯赫自身處於顯優越的地位階層。
正是屈原的身份使他無時無刻苦不感到曲高和寡，高貴的血統更使他無法踐行臥薪嚐膽的志向，所以就只能被動地接受並開始了他的痛苦流放生涯。懷王十五年初次屈原先被逐出郢都，流放到了漢北。頃襄王十三年再次被流放到沅、湘一帶。一再被流放，如果他學莊子遊世思想“人活在世上須曠達處之泰然”、“保身全生”那樣豁達心胸、隨遇而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人生結局與命運必定不同。
“木秀于林，風必摧之”、“槍打出頭鳥”是華夏數千年的一貫傳統。人生不如意事常七八。面臨這樣的命運，身為貴族的屈原應該擺正心態，畢竟，以他的貴族出身，他的升遷機遇也是罕見的，年紀輕輕就躋身於最高權柄中樞，況且自己那些政論和建議，楚懷王還是比較重視，大略是採納實行了的。
楚懷王還是醒悟過，“悔不用屈原之策”，“於是複用屈原”的。太史公曰：“餘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過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鵩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貴族屈原一生都潔身自好，堅貞自守，他尤其痛恨裡通外國、吃裡爬外的張儀、靳尚、子南、鄭袖等人賣國求榮的內奸行徑，他的可貴之處在于同情普通勞動者，不斷地哀“民生之多艱”，“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憤慨抨擊執政的腐化墮落的權貴小集團“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
屈原滿腔愛國熱情，卻備受冷落、猜疑、排擠，他譜寫《橘頌》、《離騷》、《天問》、《九章》、《九歌》，寫不盡的愛國赤誠，表不盡的雄心壯志，訴不完的鐵血丹心，道不出的徹骨悲涼，“路漫漫其遠修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問天地無語，報國卻終無門，在無出頭之日的悲憤絕望中，他自然想到了在他之前令他感到崇拜的倆個人物，商朝宰相比干和吳國大夫伍子胥。
比干20歲就乙太師高位輔佐商王帝乙，又受託孤重輔帝辛（商紂王）。他一生忠君愛國，宣導“民本清議，士志於道。”商紂王暴虐荒淫，橫徵暴斂，比干歎曰：“主過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遂至摘星樓強諫三日不去。紂問何以自恃，比干曰：“恃善行仁義所以自恃”。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信有諸乎？”遂殺比干剖視其心，其悲慘結局至今讀來仍觸目驚心。
伍子胥身為吳國大夫，曾多次勸諫吳王夫差殺勾踐，夫差不聽。夫差急於進圖中原，率大軍攻齊，伍子胥再度勸諫夫差暫不攻齊而先滅越，遭拒。夫差聽信太宰伯嚭讒言，稱伍子胥陰謀倚托齊國反吳，派人送一把寶劍給伍子胥，令其自殺。伍子胥自殺前對門客說：“請將我的眼睛挖出置於東門之上，我要看著吳國滅亡。”在伍子胥死後九年，吳國為越國偷襲所滅。
屈原聯想到這倆位忠貞之士命運下場，又想到自己時下被無道昏君、奸臣一次次顛沛流漓地放逐過程，同病相憐油然而生。在從湖北鄂渚放逐到漵浦臨行前，他悲憤難奈，寫下《涉水》名篇：“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接輿髡首兮，桑扈裸行。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
在賦中他想到比干、伍子胥因忠貞不渝慘死之狀——伍子胥遭到全家被處斬的災禍，比干遭到被剖心挖肝的刑罰，跟前世的這兩人相比，現在我也這樣子，又有什麼必要去抱怨現在這些人呢？
屈原之所以發出這樣感歎，原因還是自己的身份所致。他是楚國的王公貴胄，血統高貴，祖輩都引以為自豪驕傲。大凡王公貴族無不對血緣關係大加推崇古已有之，翻看歷史典籍，帝王將相甚至於略有發達者無不喜歡尋根溯祖給自己找個神一般的祖先比比皆是。屈原自然不能例外。信奉血統論的屈原，在《離騷》開篇即對自己的身世進行自陳，認定自己是高陽之後一詠三歎的詞賦亦是明證。
楚國在屈原眼中家族光耀的意義是第一位的。再者，還是放不下曾寄予莫大期望的楚王，忘不了他曾為之奮鬥的復興楚國的夢想，更忘不了“篳路藍縷”、經歷了多少世紀艱難創業而終於自立于南方的楚民族的命運。他雖已不再能為這個民族的興旺貢獻心力，卻要用自己尚存的生命，為它的苦難悽愴呼號。
長長的十多年放逐生涯，由此成了屈原不屈不撓與党人群小鬥爭的過程。所以，屈原“愛國主義”的悲劇，如果完全拋開屈原跟楚國皇室之間一榮俱榮的關係，避而不談“光宗耀祖”的情結，很難說得通。
大師王國維在其《屈子文學之精神》一文中，試圖解釋這位古代詩人之死：“屈子自贊曰廉貞，余謂屈子之性格此二字盡之矣。……蓋屈子之于楚，親則肺腑，尊則大夫，又嘗管內政外交上之大事矣，其於國家既同累世之休戚，其于懷王又非一日之知遇，一疏再放，而終不能易其志。”
看起來，屈原“不能易其志”的“志”，與王國維“義無再辱”的“辱”，是使他們兩位走向絕路的原因。當然，王國維最後也選擇了與屈原類似的棄世方式。與其說屈原投江所悼亡的是一個君臣不濟的楚國，更不如說是為式微的貴族精神殉道。
戰國以降，禮崩樂壞。刺客、門客、俠客、布衣卿相、販夫走卒下層人士將禮樂原則的鐵幕捅破。這幫人崇黃、老、荀、楊、韓，鄙視周、孔、孟，將實現自身價值的實用主義當作最終目標，不再維護在上者、為尊者的利益。
人們朝秦暮楚、離心離德、反覆無常、見異思遷、各取所需，遂使得各諸侯爭霸迭起，殺伐戰爭，詭譎欺騙，粗糙暴戾，春秋無義戰。社會彌漫著不講原則、不講規則無底線的流氓精神、痞子精神，玩世不恭精神，將貴族精神逼仄到了一個最不堪的境地，導致著貴族階層日益墮落。這也是屈原悲憤不已、義無再辱的決絕因素。
眼不見為淨，將政見不同者進行驅逐性流放，盛行于戰國後期。以屈原這樣的身份和才華，置身于合縱連橫盛行的時期，他何愁無用武之地？何愁找不到大展身手的舞臺？為什麼就不願去國就遠，完成自己的宏偉理想抱負呢？歸根到底還是屈原無法釋懷的心結——楚國貴族身份。
做為楚國世代相傳的貴族，那是屈原人生的榮耀，生活生存的精神支柱，楚國才是他真正的家，其他的地方，無論再富再貴，那怕任其馳騁，他都不會有絲毫動心，更不會屈就，這是命中註定。
貴族血統的屈原無法垂下自己高昂的頭顱，對著自己的政敵低頭；他無法面對國家的破滅，去流離他鄉；他更無法在精神支柱失去以後還能保持一顆凡人的心。屈原墮入淒淒慘慘戚戚之境地不能自拔，于悲憤交加之中，默默的走向靈魂那座高貴的又讓人難以攀登、超越的高山。
史上最偉大的場景出現了——善哉，自薦之純淳！壯哉，自薦之大勇！悲哉，自薦之孤獨！惜哉，自薦之高貴！只有死了，惟有死才能夠解脫精神的痛苦，完成對理想和身份的殉情。
一個披頭散髮顏色憔悴的流亡者，吟哦感懷一番之後，懷沙握石縱身躍入汨羅江的滾滾波濤中，來祭奠他那被敵國屠戮的都城和同族，殉了自己的理想，以此來維護高貴的血統與身份。
屈原終於以自己的“忿懟激發”之舉，實踐了他早就立下的“寧赴湘流，葬于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的誓言。這赴身江濤的悲壯音響，從此成為屈原抗爭專制黑暗的生命之絕唱，成為屈原獨立價格精神的浩然迸發，而久久地回蕩在數千年歷史的長河之中。
屈原決絕走向死亡，還有一個重要時代因素，中華民族人的性格品質生成的時代性。春秋戰國時期，士大夫崇尚清澈剛健，捨生取義；由儒家奠定的“士志於道”，“天下無道、以身殉道”的士大夫精神。士大夫作為一批真正的有文化理想的人，表現出一種對道德的堅守，敢於和黑暗政治勢力抗爭的精神。
曾子說：“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他知道“道”實行起來非常難，所以叫任重而道遠，必須堅持下去，死而後已。孟子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在生存還是死亡面前，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荊軻義無反顧走上訣別之路。
百家爭鳴的時代也賦予屈原身上這種最主要的精神品質，在這段他最黯淡的生涯中，得到了最光彩耀眼的閃射——那就是對於專制惡勢力所施加的壓迫、摧殘所表現的無畏抗爭精神，即使蒙受多大冤屈、遭受多大摧殘，也決不背棄理想人格的忠貞精神。
這種自強不息的士大夫精神，曾在中國歷史上綿延，在唐朝時曾雍容文雅大放異彩，在魏晉時期顯現出自尊、高貴、灑脫；在宋朝時曾爭相綻放出聖賢氣象，“為天下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然而元、明、清時代皇權專制獨裁高壓、文字獄的血雨腥風，致使中國士大夫性格扭曲，實際演變成了行屍走肉，猥瑣奴性和流氓氣十足，及至近代軍閥割據、引狼入室、攻訐告密、親痛仇快，漢奸蔚為大觀……
汩羅自沉的屈原，兩千年來，他被後人描繪成社會抗爭者、愛國詩人，成為高高在上的神。有人說是他的死是愛國激情的爆發，死得很高尚，應該而且必須被發揚與讚頌。事實上歷史也正是以褒揚的方式讓屈原投江自盡傳誦為了愛國精神。如果沒有這種傳誦，就沒有二千多年來傳承至今的端午節。
愛國本是一種高尚人格的體現，是一種刻骨銘心的情懷，是一種熱愛生活熱愛生命的尊嚴感，是一種大氣磅礴與生俱來的澎湃氣勢！可是綜觀歷代專制王朝。幾乎所有的愛國超越自己生命的先輩們，悲劇的一生幾乎成為宿命定式。幾千年等級森嚴壁壘封建統治社會制度的無情，權力專制的殘酷，使多少英才含冤蒙垢、沉冤難雪！屈原當年毅然決然地抱石沉江，汨羅江的水聲裡，至今仍在汩汩悲鳴，其哀大莫於心死的決絕想來令無數人潸然淚下。
敦不知，決定他命運的血統身份與時代氣特徵卻一直被隱藏在下面。我們對歷史從來缺乏公正認知，總是把它當成小姑娘隨意打扮。屈原選擇死之路並未能挽救一個楚國，也並沒能拯救自己。
儘管他認為以這樣的形式來證明自己是忠貞品格；讓我們感到欣慰的是，屈原當年因愛國流浪行吟於沅、湘流域，政治的鬱結完全轉化成了一篇篇美妙的詞賦詩歌，他不但創造了一種從未有過的文體，也讓自己的人格完成了最終的飛躍。屈原這種悲劇屬性為後世確立了一個範本：進入仕途，因為異見遭流亡，人格砥礪，產生偉大的文學作品，具有超越時空的修、齊、治、平人性光輝。屈原影響著中國文化的形成和後世的眾多文學家，從而成為世界文化名人之一。
“路漫漫其遠修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來源：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