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襄陽多故事，其中最令人扼腕的要數決定襄陽生死存亡的貿易暗戰
讀過金庸先生力作《神雕俠侶》的朋友，或對襄陽這座城市不會陌生，大俠郭靖以布衣之身助守襄陽數十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何其壯哉！需要指出的是，“風陵夜話”章節裡說起的襄陽圍城慘狀，其實是被提前的。
宋理宗開慶元年（1259）之前，襄陽雖曾發生過幾次激戰，但圍城的局面並未形成。從戰役效果來看，也是以南宋一方勝利告終。
西元1260年，即元中統元年，蒙古千戶郭侃上疏平宋方略：“宋據東南，以吳越為家，其要地則荊襄而已。今日之計，當先取襄陽。既克襄陽，彼揚、廬諸城，彈丸地耳，置之勿顧，而直趨臨安，疾雷不及掩耳，江淮、巴蜀不攻自平。”但這也僅僅是一種戰略構想而已。直到七年後的宋度宗鹹淳三年（1267）冬，蒙軍對襄陽的包圍之勢才全面形成。
鮮為人知的是，蒙古軍實施的這一圍城過程，居然與貿易有關，雖沒有彌漫的硝煙，卻也驚心動魄。
不貿易，即開戰
據史料記載，1263年七月，投降蒙古的南宋舊臣劉整向忽必烈獻計，在襄陽城外設置榷場。當時的情形是，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死在合川（今重慶）釣魚山下，忽必烈于同年放棄武昌戰事，北上爭奪汗位，宋蒙雙方偃旗息鼓，有了數年的短暫和平，這是劉整之計得以出籠的有利條件之一。
什麼叫榷場？榷，指專賣，相當於如今的壟斷產業。宋代的榷場，特指與少數民族政權之間的互市，其性質既類似於今天的邊境貿易，又雷同於政府掌控的自貿區。需要設置榷場時，兩國政府進行談判，劃定一塊地兒，雙方當地有司共同投資建設貿易平臺，並各自派出長史一類的官員負責稽查徵稅，參加互市的商賈不能直接交易，而是由中間人（官牙）代辦。
兩宋時期，宋與遼、西夏、金及蒙古等國都曾斷續開設過榷場。之所以用“斷續”來形容，是因為幾乎所有的榷場是否設置，都取決於宋王朝的態度，雙方並不對等。當時的兩宋，是經濟上的超級大國，是通貨及日用消費品的絕對生產、出口和消費大國，掌握著絕對的貿易主動權。因此，宋王朝常把榷場作為政治通好、軍事策略乃至經濟控制的杠杆來使用。比如西夏的經濟支柱產業乃是青白鹽，一旦宋王朝停止青白鹽的進口，西夏經濟立馬就陷入困境。
包拯曾分析說：“元昊數州之地，財用所出並仰給於青鹽。”何亮在《安邊書》中寫道：“烏白鹽池，夏賊洎諸戎視之猶司命也！”於是，“不貿易，即開戰”，成為夏宋關係的常態；禁與開禁，也就成了夏宋關係的晴雨錶。宋朝政府正是利用了青白鹽的開禁為武器，以斷續及有限互市政策為調節杠杆，在軍事鬥爭相對處於弱勢的情況下，控制西夏的發展。兩國關係緩和時，適當開點禁，一旦關係緊張，又厲禁。這種狀況一直維持到西夏滅亡之時。
當蒙古使臣向南宋京湖制置使呂文德提出互榷請求時，南宋的貿易強勢地位並沒有完全失去。如他的幕僚就說：“榷場成，我之利也，且可因以通和好。”蒙古人還不失時機地向呂文德行賄玉帶一條。
一條玉帶的陰謀
呂文德其人，並不像《神雕俠侶》小說裡寫的那樣膽小如鼠、昏庸無能。歷史上的呂文德，出身草莽，驍勇善戰，戎馬一生。從1237年以池州統制率軍援安豐開始，他就走到了抗擊蒙古侵略的歷史最前沿。至1269年去世，凡三十餘年，他轉戰安徽、兩湖及大西南前線，仿若南宋小朝廷的“救火隊長”和中流砥柱：蒙古人在哪裡燒起戰火，他就去哪裡救火，而且總能把蒙古擊退。如1244年的壽春之圍，1245年的泗州之圍，1259年的合州保衛戰、鄂州之圍，等等，都是呂文德成功解圍的。1260年，他升任京湖制置使，成為長江防務的最高統帥，荊州、襄陽、樊城等諸多戰略防務要地，均在其節制之下。
也就是說，如果呂文德不批准，宋蒙之間的襄陽榷場不可能設置。那麼，劉整的計策有哪些圖謀？一條玉帶的背後，呂文德的決策犯下哪些戰略失誤？襄陽圍城之局面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向不可解的呢？對於劉整，呂文德深忌之，但蒙古使臣不傻，自然不會告訴他這條計策是劉整策劃的。按宋代君臣“以榷通好，我之利也”的一貫邏輯，呂文德此舉倒也沒什麼錯，畢竟當時京湖一線已然和平數年，能以互市換取繼續的和平，南宋不吃虧。但蒙古人隨後提出的無理要求，就不能不令人生疑。
這邊廂榷場剛剛開始，雙方互市也在有條不紊的進行中，那邊廂蒙古使臣又提出要在榷場四周建築城牆以保護其商賈貨物，理由很搞笑——“南人無信”。此舉若是發生在今天，任何一個交易夥伴都會笑掉大牙。也是啊，早幹嘛去了？說我沒有誠信，為何又主動跟我做生意？說我沒有誠信，為何還行賄簽約？此時再增加合約條款，豈不是得寸進尺、公然背約？
呂文德心裡固然不爽，但看在一條玉帶的份上，還是奏請朝廷同意了。蒙古人欣喜若狂，利用數年時間，陸續在鹿門山（今襄陽市東南）築起土牆，外通“互市”，內修堡壘，以潛阻襄陽南、北之援。其後，又在白鶴城（襄陽市東北）增築第二堡，完成了對白河、漢水及陸路交通的實際扼控。
吊詭的是，同為一母所生，呂文德之弟呂文煥卻在互市談判之前就識破了蒙古人的陰謀，兩次捎信勸說呂文德，大意是：蒙古人亡我之心不死，和平只是假像，此時不是互市的時候，亦有違朝廷置榷的初衷，不能不加以警惕。但兩封信都被呂文德的親吏陳文彬給藏匿了。白鶴城增築之議時，呂文煥再次寫信向哥哥申訴，呂文德深悔，歎曰：“誤國家者，我也！”但為時已晚。
互市暗戰之敗
史學界普遍認為，1267年的襄陽完全被圍，至1273年2月24日呂文煥和兒子獻襄陽城投降，五年間外界無法進行有效救援，與呂文德同意置榷並忽視蒙古人修築鹿門山城堡的圖謀，有著根本的關係。
襄陽城外的互市，前後不足三年，但正是這短短的三年，荊襄一帶通過該榷場向蒙古人輸出了大量的農產品及手工業製品，甚至大量糧食、棉花、木料等戰略物資以及由於管理缺失造成的銅鐵、硫黃、焰硝、箭笥之類軍用物資通過走私進入蒙古，從經濟層面上極大地幫助了蒙古人的備戰。
反觀南宋在該榷場得到了哪些利益呢？無非牲畜、皮貨、藥材、珠玉等等，外加一定數量的商業稅收，僅此而已。但在徵稅環節，宋蒙之間是平等的，南宋得到多少稅收，蒙古人也沒吃虧。所謂“榷之利”，稅款收之商賈，乃是政府財政的開源，沒有榷場，則沒有這部分收入。從這個角度而言，置榷，無疑是在財政上助蒙古人備戰。呂文德此舉顯然違背了朝廷以榷場遏制對手的初衷。
另外，接受蒙古人築城“保護”財物的做法，則純屬呂文德的昏招了。鹹淳三年（1267）冬，襄陽會戰正式開始，忽必烈命阿術、劉整進攻襄陽。阿術過襄陽駐馬虎頭山，指漢東白河口說：“若築壘於此，襄陽糧道可斷也。”此時由於有了鹿門山城堡和白鶴土城作為戰術依託，蒙古人再行修築白河城堡，幾乎易如反掌，不到一年即已完工。咸淳四年九月，劉整“偕都元帥阿術督諸軍，圍襄陽，城鹿門堡及白河口，為攻取計”。
由於有了鹿門山城堡和白鶴土城以及隨後修築的白河城堡等作為基點，鹹淳五年初，蒙古增派到襄陽前線的軍政重臣史天澤，很容易就築成了起自萬山、包百丈山的一個長圍，使襄陽南北不相通；又築硯山、虎頭山為一字城，聯亙諸堡，向襄陽推進；並“于要害處連珠紮寨，圍數十裡不得通”，實現了“相要害，立城堡，以絕其聲援”，斷其糧道，使襄陽自斃的圍城戰略。
西元1269年，呂文德病死於軍中，此時的襄陽是一番怎樣的情形？小說裡寫道：“那一年襄陽城中糧食吃光了，水也沒得喝了，到後來連樹皮污水也吃喝乾淨，韃子卻始終攻不進來。”正史卻是這麼說的：1272年，襄陽城內物資緊缺，對外聯繫也被斷絕，宋朝援兵遲遲不來，呂文煥“捍禦應酬，備殫心力。糧食雖可支吾，而衣裝薪芻斷絕不至。文煥撤屋為薪，緝麻為衣，每一巡城，南望慟哭”。韃子倒是真的攻不進來，然而呂文煥卻撐不下去了。
1273年初，樊城陷落被屠。一個月後，呂文煥投降，南宋的最後一座戰略屏障——襄陽淪陷。僅僅三年後，舞榭歌台風流婉轉的杭州城最後那一抹風流，也被雨打風吹去。從此斷鴻聲裡，只有紅巾翠袖揾英雄淚。
我們常說，和則雙贏，鬥則雙損。可是，誰又能保證“和”的裡面就絲毫沒有燈下黑呢？榷場，是和平的產物，可在宋，是光明正大的遏阻，在其他少數民族政權，則是圖存圖強的必需。其間的資源爭奪和暗戰，又豈是區區襄陽榷場之利弊所能盡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