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懷民
原載於《自由時報》二○○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網路文章)
一九六九年九月，我初到美國讀書。在舊金山機場看到通往全球的航班表：紐約、倫敦、巴黎、東京、阿姆斯特丹、莫斯科、斯德哥爾摩……
那是個驚嚇的啟蒙經驗。世界如在眼前，地理課本的地名，原來是真的可以去的城市！
那年五月，搖滾樂、大麻、性愛，五十萬人大聚會的胡士托音樂節，震動了全球的年輕人，而我來自戒嚴的台灣。一年多以前，巴黎、東京、紐約、柏克萊，學生運動風起雲湧；在台北，我衷心崇拜、曾在明星咖啡廳仰望的作家陳映真被警總抓走，寫作圈子的朋友私下轉告，不知所措，也有人徹底避談。
可以這麼說，到了美國，我才開始走進世界。
七○年耶誕假期，我從讀書的愛荷華，一路候補機位，用學生票旅行，混到西岸。忘了如何抵達太平洋高速公路的一個水族館。我第一次看到海豚，樂得張開了嘴巴。
看完海豚戲球，我對著太平洋的落日發呆，轉頭才發現人全走光了。到了館外，停車場是空的，也沒公車了。天色昏沉，我只能在路邊橫著大姆指等便車。
一位長髮嬉皮讓我上他的車。弄清楚我不知自己身在何處，不知要往何處去，便安靜地說：「那麼，到我家過一夜吧。」
睡到半夜起來上廁所，只見起居室五、六個長髮男女安靜坐著，看了我一眼，沒說話。房間裡有印度線香的味道，也許都吸了大麻，一屋寂靜。我回房繼續睡。第二天早上，另一個長髮嬉皮順路把我在公路邊放下。我橫起大姆指等車。
七二年，我打工存了錢，經歐陸返台。紐約到盧森堡的學生包機每人九十美元。在阿姆斯特丹，我根據手上的《每天十元遊歐洲》，找青年旅館過夜，也睡過公園，認識了人就一起去玩。
有一個人要去巴黎，我改了行程和他同行。他找到幾個朋友，一起混了幾天。吃飯，大家湊錢買幾條麵包，幾瓶便宜紅酒就打發了一頓。這些來自各國的背包族，有人初抵巴黎，也有人要離去，大夥兒就在便宜小酒館為隔日要啟程的朋友送行。喝得太晚，第二天爬不起來，誤了車程，因此晚上再度送行，喝到凌晨……
在巴黎認識的瑞士青年要去葡萄牙、西班牙，邀我同行。到了葛那達，他要去摩洛哥，我的護照要等上一個多月才能取得簽證。從此我一人獨行，去義大利和希臘。
在羅浮宮、在烏菲茲美術館我第一次感覺到「顏色」。從希臘的天空和愛琴海，我終於知曉藍色有無限的層次和變調。在日內瓦，我看到一本美麗的畫冊，那是我第一次認識敦煌壁畫。
通往曼谷的學生班機由雅典起飛。才走進世界，又得回到窒息戒嚴的台灣；觀光尚未開放，一般人收入極少，我不覺得自己還有機會出國，躲到廁所狠狠哭了一場。
沒想到我竟然一次又一次出國，頻繁的程度使我想起機場和坐飛機就要自閉地憂鬱起來。跟雲門出國是工作；十次九次，演完第二天必須離開；沒有主辦單位可以大方地讓三、四十個人不演出，住旅館。
一九八八到九一年，雲門暫停的三年，我隨心所欲地跑來跑去。背起包包，住十美元的民宿，我去了印尼、菲律賓、尼泊爾和印度。
印度！許多人怕去印度，因為髒亂和貧窮，因為火車飛機從不準時。這些，正是讓我一再回到印度的理由。生了兩回氣後，我有了「頓悟」：即使慢上七、八小時，火車一定會來。我放心地在火車站讀了一本又一本平日沒時間讀的書。人生可以不必急吧，我終於擺脫時程表！
印度的燥熱飛塵，天天在街頭上演的生老病死，為我曉示生命的本質。我也去過恆河畔，看到骨灰撒入河中，焚燒一半的殘屍逐波而下，下游的印度信徒面不改色地掬起「聖水」，仰頭吞下。生死有界，流水無痕。我驚悸而感動。
不知不覺，去了九次印度。印度安頓了我。毛躁起來時，閉眼想起聖牛踱步的火車站月台，流水悠悠的恆河，心就靜定一點。我開始覺得雲門的工作不是磨難。得失心淡了以後，作品慢慢成熟。
一次次的出走，孤獨的背包旅行，讓我看到許多山川和臉孔，見識到不同的文化，以及不同文化背後共通的人性。旅行為我打開一扇扇門。回了家，我閱讀，追尋曾經碰觸過的文化，關心去過的國家，遠地的戰爭彷彿也與我有關。更重要的是：離開台灣，隔了時空的距離，台灣，還有在台灣的自己，變得特別地清明，因而逐漸培養出對付自己的能力。
台灣解嚴二十多年，但是，我們仍然容易陷入島國的自閉，陷入消費主義的迷障。我懷念六、七十年代年輕人沒有特定目的的貧窮旅行。我希望有更多年輕人出走。
二○○四年，我把行政院文化獎的六十萬獎金捐出來，成立「雲門流浪者計畫」，承蒙許多朋友，特別是施振榮先生和他的夫人葉紫華女士，以及吳清友先生、嚴長壽先生熱心支持，使這個計畫可以持續進行。五年間，四十一位年輕朋友在「流浪者」的獎助下到亞洲各國學習，去奉獻，去挑戰自己，或者，只是去放空。
台灣受了太多西方影響，對於近鄰的亞洲文化缺乏認識，我們希望年輕朋友去紐約、巴黎之前，先到亞洲看看。我們要求流浪者單獨旅行：一個人走才能增加與當地人互動，確保和自己對話的機會。我們也期待旅行的時間不低於兩個月：希望他們可以完成緊張、興奮、疲累、挫折與重建的幾個階段才回家。
常有人問，對「流浪者」有什麼期待。我們祝福他們帶著新的視野，以及對自己的新觀點，重返台灣的生活。如此而已。
然而，事情的發展讓人喜出望外：
第一屆的謝旺霖書寫鐵騎西藏高原的《轉山》成為二○○八年誠品中文書籍排行榜第二名的暢銷書；簡體版在大陸「火紅」。
吳欣澤透過演奏與CD，以西塔琴豐富台北的音樂文化。
劉亮延的「李清照私人劇團」新作不斷，令人驚艷。
鍾權的紀錄片在公視、在大陸播放。
吳耿禎的現代剪紙這兩年來，成為台北眼亮的風景。
薛常慧的伊朗之旅，促成台灣與伊朗紀錄片的交流。
楊蕙慈去廣西學蠟染，回來發願募款，要為當地瑤族孤兒蓋一所小學。
盧銘世持續在全國推廣種樹，綠化台灣……
「流浪者」的旅行只是他們生命的逗點，沒有這趟旅行，他們的才華與熱情一樣會燦爛開花，但因為有過這番交會，我們沾染了年輕朋友圓夢的喜悅，也以他們的成就為傲。
二○○八年，雲門穿針引線，七位「流浪者」到四十所學校，分享他們旅行的經驗，參與的學生高達兩萬五千人。有些學校因而企劃了「小小流浪者計畫」，鼓勵學生進行島內自助旅行。二○○九年，十位「流浪者」接棒，到七十所學校演說，繼續擴大青少年的視野。
年輕人逐夢的勇氣，落實夢想的毅力，是社會進步重要的本錢。而告別年輕多年的我，因為這個計畫得到前所未有的激勵。工作膠著苦悶之際，遙想張子午騎著自行車穿越哈薩克、俄羅斯、土耳其，直至葡萄牙大西洋海邊；林乙華到印度參加喜馬拉雅山登山訓練；陳乃綺辭去台大醫院研究員工作，「捐出」八個月，到柬埔寨和寮國，參加當地登革熱的衛教、防疫的活動；輔導台北遊民多年的楊運生在日本深入觀摩遊民輔導機構的運作；我的世界變得寬闊，對自己的沮喪感到可恥，因而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聖經》裡，浪子的故事以落魄的浪子回家，得到父親寬容的擁抱做結。紀德的〈浪子回家記〉顛覆了《聖經》的道德教訓：回家的浪子，幫助弟弟離家出走。
出走。回家。再出走。我希望看到一代代人不斷出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