頓覺眼前生意滿，須知世上苦人多。汪曾祺：人生的大智慧，不過是懂得自己哄自己玩兒--3
在沈從文的幫助下，在歷史博物館做辦事員，干著檢查倉庫這類無足輕重的事情。
才華無處伸展，不可能不愁悶。
下班后就在故宮筒子河邊看人算卦、叉魚，來打發時間。
晚上，「 站在午門前的石頭坪場上，仰看滿天星斗，覺得全世界都是涼的，就我這里一點是熱的。」他后來回憶道。
新政權建立，沈從文很快「靠邊站」，在創作的盛年告別文學，和故宮里的瓶瓶罐罐打起了交道。
汪曾祺也收斂起鋒芒，但后來還是沒躲過被劃為「右派」，下放到河北張家口的沙嶺子。
年近40的文弱書生，就這樣干了三年插秧、鋤地、打藥、抗包的活兒。
但他說， 「人不管走到哪一步，總得找點樂子，想一點辦法，老是愁眉苦臉的，干嘛呢！」
噴灑農藥的時候，他欣賞著 「波爾多液」好看的天藍色。
他成了打藥能手，別人讓他總結經驗，他說，「我覺得這活有詩意」。
馬鈴薯開花，他掐一把放在玻璃杯里，對著畫花和葉；馬鈴薯熟了，他就畫薯塊，畫完就烤上吃掉。
于是，「像我一樣吃過這麼多品種馬鈴薯的，全國蓋無第二人。」
多年之后，他打趣下放的遭遇說： 「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那里的日子并非悠閑，有時累得一句話都說不出。但沒什麼人管，對他來說，就是神仙日子了。
「爸爸的腦子，似乎特別不愿意記憶那些悲啊苦啊的東西，更不愿意將它們訴諸文字。」汪朗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