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故事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由於陳進興和高天民兩人， 四處強暴殺人，全島都人心惶惶。
突然，民眾報案，在北投看見高天民， 大批警察趕過去，但是被高天民發現，從馬路旁邊縱身躍入下面的小溪和竹林，等警察想辦法追下去，已經失去他的蹤影。
電視馬上播出一大批警察搜山的畫面， 我正在朋友家作客。
「狗屁警察，人家高天民一下就跳下去了， 警察不敢跳，不要臉！」朋友的太太咬著牙罵。
「可不是嗎？」我笑問，問她： 「可是如果今天那警察是你丈夫，你怎麼說？」
她怔了一下，笑起來： 「要是我丈夫呀！我就打電話叫他別逞強！快回家！」
第二個故事
有一天，在台北市的某廣場， 舉行慈善團體的募款活動，我去了，
並在募款會結束後，到附近逛逛。
「您是劉先生，對不對？」
有個藝品店的小姐認出我，又歪著著頭、指指我：
「我知道了！你是來參加募款大會。」
「妳也知道廣場上有募款大會呀？」我驚訝的說。
「當然！我也去了一下，還捐了錢呢！」
她掏出一張捐款的收據給我看，又帶我參觀她的藝品：
「 劉 先生買一個吧！算您特價。」
我買了，沒還價就買了，相信一定不會貴。
但是，才走幾步，看見另一個藝品店，櫥窗裡放著一個一模一樣的東西，
只要四分之三的價錢。
第三個故事
去水果攤買水果。
老闆不在，一個十歲左右的小孩看店。
「小弟弟，你看這兩種梨，哪個比較好？」我問那小孩。
「右邊這個！」他想都沒想，就指了指。
剛說完，老闆進來了，跟我打個招呼， 我又問一次：「老闆啊！你看我該買哪一種梨？」
「當然左邊這個！」他也想都沒想，就指了指。
我笑了：「可是剛才小弟弟告訴我，右邊的比較好耶！」
「幹！」他突然打了小孩一巴掌： 「這是劉伯伯，好朋友，要說實話！」
故事說完了，你說這裡面，誰是好人？誰是壞人？誰對？誰錯？
人性就是這樣，常沒有絕對的對與錯。
如同名作曲家王洛賓說的．．．
別人為你拍照，他的鏡頭偏右，拍出來，你就是「左派」；一下子他的鏡頭偏左，拍出照片，你又成了「右派」。
焚化爐一定要建！核電廠一定要蓋！
你很客觀，講得一點也沒錯。
但是跟著發現你家旁邊在整地。
打聽之下，大驚失色。
當天，你的說法就有了改變；隔週，抗議的隊伍裡就有了你。
你跟第一個故事裡的太太，有什麼不同呢？
看到電視裡災民的影片，你會落淚；捐款專線的字幕出現，你趕快抄下，
然後撥通、捐錢。
你去打禪七、去佈道會、去清修、去告解。
問題是，隔天早上，你走進辦公室，該爭的、該吵的、嫉妒的、貪婪的。
你改變了多少？
第二個故事裡的女店員，不也是一樣嗎？
至於第三個故事。
如果你是我，你相信那孩子，還是相信那老闆？
無論你相信誰，都是可悲的！
相信孩子，你會為孩子悲，因為他說實話還要被揍，而且父親當著他的面撒謊。
相信父親，你也要為孩子悲。
為什麼小小年紀，就學會了撒謊？
是學會了撒謊？是誰教他的？
問題是，當我們教育小孩的時候，
是不是正犯同樣的錯？
梁啟超在他的家書裡，寫得很好．．．
「其實我們大家，都是在不斷再生的循環之中。
我們誰也不知道自己一生中，要經過幾次天堂和幾次地獄。」
可不是嗎？
何必等死後去天堂和地獄？
如果有天堂和地獄，我們應該說：
「在活著的時候，心裡常有天堂的人，死後也可能上天堂；在有生之年，心裡常有鬼的人，死後也可能下地獄。」
我們其實在今生，就不斷在心裡掙扎。
住在地獄，想著天堂；又住在天堂，想著地獄；更進一步是．．．
自己住在天堂，卻把別人推入地獄。
我在研究所的一個教授，很會算命。
有一天，他坦白說：「唉呀！我哪裡會算命，只是懂得人性啊！
我只要把一個人拉到一邊，小聲對他說『我看你的相，就知道你太熱心，結果不但沒得好報，你總是因為說話太直，得罪了人。你的朋友都虧欠你．．．』
那教授得意的問：
「換做是你，我對你這麼說，
你是不是也要猛拍一下大腿，
說『是啊！您真是說的太準了！』
這就是人嘛！」
這就是人，總覺得別人欠自己的。
人人都這麼感覺，所以反過來想，
就成了「我們總是欠別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