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政策的兩難應先尋求共識
油電價格要反映成本，證券交易所得要量能課稅，原本應是普世價值，理應符合多數民眾的利益，並且應該獲得絕大多數人的認同。然而這幾個月來，政府為了改革而推出的政策，卻反而引發各界反彈，民怨四起，這到底是那裡出了狀況？
其實這種現象也正在全球各國上演，台灣並非特例，也不是現在才有。只是任何一項經濟政策的推動，在目前全球化的複雜環境下，不僅超過各國政府現有的能力範圍，而且比過去更難獲得共識，每個國家都在爭議不斷中尋找解決方案。
眼前的一個例子，就可以充分說明。日前彭博社邀請兩位大咖在電視上辯論，一位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曼，一位是美國眾議院議員，爭取共和黨總統提名候選人的羅恩．保羅。前者一直是媒體上大鳴大放的人物，對輿論具有相當的影響力，後者則是現在與未來都會有影響力的政治人物。兩者均對現任聯準會主席柏南克的政策表達不滿，但彼此的主張卻是南轅北轍。
克魯曼是當代凱因斯學派代表人物，主張自由市場中積極的政府管理，因而指責柏南克掌管的聯準會救市不力，雖然祭出兩次作用有限的量化寬鬆措施和一次扭轉操作，但之後就顯得畏首畏尾，不敢再做一些政策上的冒險，因此美國在經過金融海嘯3、4年後，依然復甦前景不明朗，失業率雖有小幅下降，但仍處於歷史高檔水平。
保羅眾議員則是奧地利學派的信徒，相信小政府大市場，認為任何經濟中的政府行為只會扭曲市場原來的面目。他說聯準會不斷的印鈔挹注市場，讓銀行和企業對廉價資金產生依賴。政策制定者致力於刺激消費，忽視生產，卻忘了資本不可能通過政府指令來創造。他甚至為此還出版了一本書，叫做「終結聯準會」（End of Fed），大力批評聯準會的寬鬆政策。
從這些批評中，反而看出柏南克既非極左也非極右，而是小心翼翼的執行政策。並且近日也罕見地回應了外界的評論，他說「有些人指責我不作為，但以聯準會耗費30年建立起來的打擊通膨信譽，換取一些些不確定的政策效果，實屬輕率魯莽」。
另一個鮮明的例子則發生在30年前1982年的台灣，當時全球正遭遇第二次世界能源危機的衝擊，台灣面臨景氣低迷及經濟轉型困難等兩項重大問題，政府經濟政策決定的困難，絕不亞於今日。針對政府如何因應，經濟學者見解並不一致，紛紛在報紙雜誌上發表文章，相互辯駁，而以王作榮教授為首的一派，主張政府採取全力促進出口，追求經濟成長的政策，才能擺脫衰退局面；另一派以蔣碩傑博士為首，則主張穩定優先，政府應控制貨幣供給增加率和維持利率自由化，以穩定物價。
這項爭論最後驚動最高當局，蔣經國總統於該年七月間接見國建會代表時，特別主動提及此事，並表示「我想決不可能以一個理論來解決一切的經濟問題，重要的在於經濟政策的抉擇和實施，首先必須適合國情，一切總以符合民眾利益為前提」。回顧政府當時一方面鼓勵出口，另一方面也進行利率自由化措施，和控制貨幣供給，終於讓物價穩定下來。由此可知經濟學者、企業界和輿論的相互爭議和辯駁過程，最後總能磨合而找到共識基礎。
觀察最近引起甚多爭議的證所稅開徵案，雖然還談不上是國家經濟政策走向的大辯論，但建立公平正義稅制，拉近貧富差距，則是馬總統非常重要的競選承諾，而復徵證券交易所得稅只是其中一項。監察院長王建煊指出，他在擔任財政部長任內，租稅負擔率是20％，現在卻只有12％，政府的確要想辦法加以提高。但課徵證所稅的稽徵成本很高，如果退讓一些而能推動且課到稅，應該可以接受。副總統蕭萬長也說，復徵證所稅的目標是正確的，但方法和時間可以再討論，他雖未明指目前國內正處於不景氣，不是推動的最佳時機，但推動時間點顯然是很重要的考慮。 再者，行政院版的證所稅方案公布後，大企業如台積電代表，和一般小股民都來向立法委員表達反對的意見，可見該版本的確有不夠周延之處，做進一步的修正，有其必要。
檢討以上種種爭議的最大癥結，其實是因證所稅的復徵承受了太遠大的目標，國內貧富差距不僅是稅制不公造成的，而稅制的不公平也不只是因為證所稅停徵而已，因此證所稅案本來就註定會引起各方抨擊。如今若能透過反覆辯論，了解證所稅代表的政策意涵，和推動後所凸顯的社會價值，即使證所稅案剩下的共識不多，甚至最終遭到立法院擱置，但財政部和行政院所做的一切努力也都值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