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水災的「指摘遊戲」／文﹕南方朔
【明報專訊】近年來，雖說世界有如「地球村」，但在這個村子裏，人們之間的差異在擴大，相互間的不公平及不容忍也在增加，像法國思想家杜拉連（Alain Touraine）等，都提出了「我們是否能住在一起」這樣的慨嘆與警告。
「我們是否能住在一起」？這個問題實在難答。要能住在一起，必須大家要有整體感，要有一些共同接受的可容忍底線，以及能夠參與的機會。人們要能住在一起，至少要先從能夠忍耐住在一起開始，在忍耐中讓住在一起的共同利益增加，始談得上愉快的住在一起。如果人們住在一起，你的倒楣是我的利益，你的噩運是我的機會，我心裏真正在想的乃是你愈倒楣愈好，你的倒楣才可以證明我的優秀，在這樣的社會裏，人們又怎麼可能住在一起。這有如一家人天天不是吵架就是打架，最後一定分家！
而如果人們看了「九一九高雄大淹水」後的台灣政治，大概也難免會有「他們還能住在一起嗎」之嘆。台灣在政治上，乃是個「50對50的社會」，藍綠各佔一半，永遠無休無止的惡鬥覑，而且還會這樣惡鬥下去。政黨惡鬥乃是全球通例，如果大家是公鬥而非私鬥，鬥的結果未嘗不能鬥出一些是非公理，像陳水扁腐敗貪污，這種鬥就是公鬥；台北市的花博弊案，本質上也是公鬥的成分居多。這種案件只要能公正調查，不難查出因果是非。但這種情在台灣卻不然。台灣的藍綠惡鬥，乃是一種幫派式的鬥，自己這邊出了錯，打死也不會主動認錯，一定全力相挺，除非改朝換代，真相永不可能出現。這種惡鬥邏輯，造成了這樣的政治景觀﹕
（一）兩個政黨永遠不管自己的屁股乾不乾淨，只是盯覑對手的屁股看，對手無論天災人禍出了不好的事，就一定欣喜若狂。這種把自己的快樂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上的風格，已使得藍綠之間相互厭憎，視同寇讎，根本不像一家人！
（二）它造成了台灣獨特的「只問立場，不管是非」的政治文化，在這種文化下，條理清晰的價值判斷已無可能，是非對錯的標準永遠隨機的看情而搖擺，這樣的社會怎麼可能出現良好的公共討論？
（三）將自己的成功建立在對手的失敗上，已使得台灣政治人物不求有功，但求老天保佑，台灣政界看風水批八字之風盛行，即是這種價值的體現。台灣看到對手出了壞事就欣喜若狂，因為這下可有文章做了。這種不明言的心態，乃是「有意圖的惡意」，這也是我對台灣政治最反感不齒之處！
這次凡亞比颱風穿過台灣。這個颱風由台灣東方來，最先說是會在花蓮宜蘭間登陸。在台灣的人都知道，颱風只要是從宜蘭登陸，台北市一定大淹水。這次凡亞比颱風來時，我正在上海出差開會，每天都打好幾通電話回台問平安。所幸它最後是在花蓮登陸，台北才喘了口氣，但高雄卻倒了大楣。「九一九」高雄瞬間降雨量破200年最高紀錄。台北逃過的天災，全都被高雄人承受！如果一個人心裏真正有悲憐之心，一定不會在這個題目上做文章！
但台灣這種社會真的很不一樣。稍早前，台北市才因花博弊案被批得體無完膚，五都選情告急，許多國民黨人當然心中感謝這次高雄大淹水。有個電視台的藍色名嘴，在第一時間就在電視上表示，由於民進黨批鬥花博，所以老天爺才天降大水來懲罰民進黨執政的高雄市。由這樣的態度，已可看出，台灣的藍綠惡鬥及政權保衛，已使得許多人的心變得多麼邪惡。
像「九一九」高雄降下200年最大的瞬間豪雨，學者已指出這種雨無論降到哪裏，都一定淹大水。因此這種淹水其實是沒什麼好指摘的，救災應該第一。但既然高雄淹了大水，在理上就吃了虧，任何人可以講出千百種理由要高雄市長負責。而高雄市長陳菊也真笨，她不該在這種時候，居然說出「水災的責任中央該負責百分之八十」的話，於是惹來國民黨又一陣叫罵。一場大淹水，台灣那種「叫罵指摘的遊戲」（Blame game）已被玩到了最高點。
而到了最後，高雄市長陳菊也展開反擊。她查出現在行政院長吳敦義在1988年當高雄市長時也淹大水，幾千輪車子泡水，他遂向中央拿了1億元做為泡水補償，這次高雄市也要求比照辦理，要行政院撥10億5000萬補償。這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之技，把難題丟回給國民黨政府。國民黨罵別人不治水，不關心災民，你國民黨既然關心，那就撥款下來，而這個功勞還是陳菊的！
因此，看覑高雄大淹水的政治學，就讓人對台灣的政治格外感慨起來。會把水災這種事當做政治鬥爭題目的，大概只有台灣了。高雄市淹水還沒鬥完，緊接覑國民黨執政的基隆又再大淹水。如果要鬥，話題永遠有！
近年來，台灣水災規模在擴大，這當然和全球氣候異變有關，但台灣治水不力也佔了相當比重。台灣治水工作泄沓，許多錢都用到了選舉綁樁上，缺乏通盤且集中的事權。如果大家只是指摘對手，把對手的倒楣當做自己的武器，台灣水災怎麼可能改善？誰又知道下次颱風不會水淹台北市呢？
南方朔
《亞洲週刊》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