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有一個年代，像六十年代，有一個少年，每天一睜開眼睛，他最想做的事是，漱洗完畢穿著整齊，衝到火車站去坐六點幾十分的那一班火車，然後在兩站後盯著某站的月台上有一個少女正準備上車，接著少年悄悄的向少女登上的那一節車廂移動，再在同一節車廂卻相隔一段距離偷偷的瞧著她，直到她或他抵達學校的那一站下車。 這是少年每天最快樂的時光，他有一件每天最想做的事。
一個老人，甫一退休，每天一早，開了他的車，到鄰近的鄉鎮一處野溫泉去泡湯。泡到吃過午飯，也買了幾把野菜，才心滿意足的緩緩回家。每天他最想的，是把人整個浸包在熱烘烘的泉水裏。
有好幾個老外（有的還是黑人），千里迢迢到了河南少林寺，每天一早，迫不及待的投入了武術學校的操練中。即使黃昏收操，吃過晚飯，有幾個在月光下猶想東比比西劃劃，手腳俱不想停下，乃這打拳踢腿，太教人著迷了。這不只是每天最想做，已然是每一分鐘最想做的事了。
一個老公公，每天天一亮，就等著孫女兒起床吃早飯，然後送她去幼稚園。然後中午接她放學，與她有說有笑的走回家。這是他每天最高興的事、最喜歡的事、最重要的事。
一個婦女離開了某個感情糾纏的狀態，學上了令她心定身安的瑜伽。這種身、骨、筋、肉與呼吸每一寸皆連扯得緊密之極的修鍊，令她每天凡醒著時皆在瑜伽，除此之外，什麼也不想做了，什麼也不用做了。
然而每天最想做的事，能做多久？少女畢業（或甚至轉學）後，還能出現在月台？老人泡溫泉能泡完冬天再泡春天，然後第二年第三年一直往下泡？習武打拳，出師後還這麼勤練嗎？離開體能最旺的二十多歲後，進入別的工作後還每天打嗎？孫女一天天大了，還要老公公送嗎？
曾經看過幾個咖啡館，每天皆有好幾個熟面孔，他們時間一到便拎了電腦來了。一坐便坐上好幾個鐘頭。但看他們的神色，不敢說他們在做「每天最想做的事」，只能說「每天都在做的事」。
但若問這些每天都已在做某些事的人，「什麼是你最想的？」這就像上班人他們常有的回答：「我真想趁一個長假時去環遊世界」，「周末我想痛痛快快的去浮潛，上岸後吃一頓麻辣鍋」，「明年我說什麼也要留職停薪一年去歐洲遊學」。
通常，「每天最想做的事」這問題，是問那些已不用上班、完全自由自主、甚至不太擔心花錢的一群人；而不是問猶受上班束縛的大多數人。
當然太多不必工作者每天所自主的生活，未必是些他最想做的事，但他還都去做了。譬似南部有一城市，據說每天許多百貨公司皆有不少熟客人登樓來逛，與一些店家聊天、吃餅乾，甚至買東西。譬似北部有一城市，據說每天有些舊書店皆有一些熟客人去看書挑書。
即使這些不是最想做的事，但已是必然做的事，其結果都呼出了「每天」之無法逃脫。
最想做，老實說，指的是逃脫。逃脫自「每日之必」，你只有不用必須做那每日之必，才顯出你心底之「最想」。 並不每天上班的我，雖無資格言退休，亦不時構思「每天最想做的事」。這是何有趣之課題，亦是需要極高創意之舉。某次回答一個媒體的提問，我道：每天我最想做的事；如果沒有跑遠去履行大計畫，我最想走出家門，下得樓來，到不遠處的山坡邊或小河旁，找一兩棵大樹，在樹下坐著，想一想等下要幹嘛，結果沒一會兒就睡著了。
（作者為作家舒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