鉅亨網新聞中心(來源：和訊網)2015-08-1108:19
安邦首席研究員 陳功
安邦咨詢（anbound）是長期追蹤研究經濟形勢的智庫機構，進入今年春季以來，追蹤的資訊令人不安地指向了一個共同的方向，一場全球性的經濟危機可能正在形成，而且實際由於世界金融界並無有效的方法應對，因此這場全球性的經濟危機，很有可能還具有空前的烈度，席卷和波及的范圍也會令人吃驚，極有可能遍及全球，只有少數國家，如美國、加拿大和印度，有可能成為全球資本避險的國家。
2015年是十分令人不安的一年。
在中國，由於連續兩個五年計劃，奉行通過城市化推動經濟成長的戰略，以及“4萬億”以及宏觀經濟刺激計劃的實施，使得中國社會積累了大量的資本，先是大幅度推升了房地產價格，造成巨額政府債務的同時，還讓實體產業陷入無以為繼的崩潰狀態；后來又是遍地高利貸，屢禁不止，刑事案件此起彼伏；近期，大量資本則轉向了股市，造成股市的巨幅波動，並吸引更為多元的投機資本加入，使得市場問題竟然演變成為了政治問題。
在西方國家，歐洲國家繼續深陷債務泥潭，希臘危機始終游走在邊緣狀態，隨時可能脫離歐元體系，重歸德拉馬克體系。而希臘問題的重要性在於，走在歐洲城市化前列的整個非德語區國家，尤其是南歐，都可能步希臘之后塵，造成現有歐元體系的全面崩潰，讓歐元濃縮為德語區貨幣，這才是最大的危險。
為了避免這種危險，歐洲只好全力搶救希臘，但這也讓歐洲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實際上，希臘已經綁架了歐洲，而歐洲已自顧不暇，完全失去了世界經濟穩定器的作用。
最近，來自法國的非洲難民，大量經由英法隧道逃離法國，奔向非歐元體系的英國。這種情況甚至造成了英國的政治問題，如果我們從經濟角度看這個問題，結果是非常清楚的——現在就連難民都已經明白了，歐洲這條船正在下沉，能做的就是逃離。
今年以來，我在長達6個月的資訊追蹤以及所進行的相關的大金融研究，都表明2008年的華爾街金融危機實際並未結束，它只是下一階段全球經濟緊縮的一發紅色信號彈。曾經被世界銀行以及一些國際機構奉為發展至寶的城市化，所帶來的必然風險被嚴重忽略，世界各國對於城市化速度的追求，堆積、制造了天量債務，而2008年的華爾街金融危機清楚表明，即便是最具想象力的華爾街，它的金融創新能力也無法消化和解決這個問題。
於是，新興市場國家的貨幣出現了貶值，甚至重貶。印尼貨幣貶值到17年的最低點，南美的“好學生”巴西貨幣過去一年就貶值了三分之一，世界杯的作用一點都沒有。到7月份，馬來西亞的貨幣貶值到了16年來的最低點，泰國貨幣貶值到5年來的低點。原來的理論說法是，貨幣貶值有利於出口，實際新興市場國家的出口卻是衰退的。荷蘭經濟政策分析局（cpb）的資料顯示，全球5月份貨物貿易動力下滑1.3%，新興市場國家的出口動力為負的2%，發達國家的出口動力也是一個大零蛋。中國的出口，也是“意外地”出現動力不足的現象。
緊接著出現的危機現象就是大宗商品的價格暴跌，黃金價格的暴跌就不用說了，忽悠的都是“大媽”。小麥期貨，7月份出現了4年來最大的單月跌幅，lme期銅的價格是6年來的最低點。煤炭價格的下跌已經不能用暴跌來形容了，連一向精明的日本住友商事和巴西的淡水河谷公司，都亟不可待地將澳大利亞的焦煤礦以1澳元的價格轉讓。而著名的walter energy公司在7月份已經宣布破產，另一家大頭公司arch cool要求進行債務重組，被美國銀行斷然拒絕。還有，大幅限產的，從股市下市的，多不勝數。就連美國兩大石油業巨頭，埃克森和雪弗龍的股價也跌至近年的最低點，隨著全球石油價格從去年的115美元高位，一路跌到47美元左右，全球石油業的裁員據不可靠的統計已經達到了7萬人。
原本平靜而樂觀的水池，現在被砸進一顆巨石，激起的不是漣漪而是層層涌浪。
現在，甚至南美的波多黎各都發生了嚴重的債務危機，出現了債務違約。這個負債高達720億美元的小國是美國的屬地，原本這個還指望美國的資本援助，但據悉已經被美國拒絕。在馬來西亞，其主要國有投資公司也因為巨額債務而導致了嚴重的政治危機，香港則出現了較為罕見的連鎖商店老板悄悄“跑路”的現象。
現在，全球資產價格出現了暴跌，你甚至無法找到一個能夠避險和對沖的安全資產，資金拿在手中卻無用武之地，這說明了什么？！
不少經濟學家和投行分析師將這些因素歸結為美聯儲的加息效應。我認為，美聯儲的加息確有若干影響，但主要的因素還是世界各國無法理喻的城市化所導致的債務危機無法被消化造成的問題。我用歷史工具分析經濟形勢之后認為，現在的局面，非常近似1870年時代的危機。美聯儲前一階段在加息問題上還很猶豫，這可能是在考慮美元責任，一旦他們意識到世界經濟形勢已經無可挽回，他們將會毫不猶豫的加息，而且不會僅僅加息一次，加息的幅度和節奏都可能超出大家的預想。
市場無法解決的問題，必然會延伸影響到政府的政策。
我在做大金融研究的過程中，在今年多次呼吁和警告，全球經濟危機正在形成和發展，但影響甚微。這是有情可原的，因為在中國城市化和名義資本規模的影響下，中國經濟界充滿了樂觀的情緒，連一向具有批評精神的經濟學界，也同樣不相信世界經濟將走向嚴重的緊縮危機，官員和學者，都依然在迷戀中國經濟的火車頭地位。這是非常危險的現象，將導致中國的宏觀調控政策建立在盲目樂觀的基礎之上。
事實上，整個中國社會現在根本沒有做好過“緊日子”的準備，這是最令人擔憂的問題。令人稍感欣慰的是，中國與希臘不同的是，中國經濟過上幾天“緊日子”並非沒有可能。眾所周知，最奢華的是國企，最不能過緊日子的是政府，只要宏觀調控政策能管好這兩個環節，中國經濟就不會有大問題。關鍵是對大形勢和大金融的預測和判斷要準確，要采取正確的政策方向，不能盲目地相信“改革牛”的現實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