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日等候公車時，一位約莫五十多歲的男士，頭戴棒球帽，露出灰白髮絲、紮著馬尾，帶著一邊的耳環，冷冷天氣裡仍著短袖，一身輕便衣服，那外在氣質一看便知是來自國外的華人。
他詢問我這個公車站是否有車前往台北某百貨公司開始，我們從搭車到下車，像是與認識多年的老友閒聊著。他剛自美國返台探望老友，參加老友兒子的婚禮，聊起自己的人生觀，他說年輕時就流浪到美國的每一個城市，四處打工，在城市裡結交不同朋友並享受那裡的人生，有了精采就前往下一個城市……大約四十分鐘的車程後，互相道別，他說難得在台灣會有陌生人敢與他聊天，我大笑，心想這男人之於我，不過是陌生人，能傷我什麼呢？
短暫生命間的交流，揮揮手就轉身離開的緣分，能傷我什麼？既無情感的羈絆，更無負累……
D渾身是傷地來找我，她被先生用榔頭了打傷腿部。她與先生育有兩名子女，先生在台灣經商失敗跑到內地尋求生路，讓她獨自扶養子女，卻要求她不可出外工作，專心持家，但她實在無法一天到晚向親友借貸度日，只好偷偷跑去工作。
一日先生返台，回家看不到她，打電話質問她在何處，她在辦公室裡嚇得向他求饒。先生恐嚇她，如果不立刻返家，他就到公司鬧，她緊急向小姑尋求協助，畢竟當初也是小姑建議自己去工作、維持家計的。但小姑除了建議她先返家安撫先生的情緒之外，便無提供任何幫助……
我問她：「明知回去肯定會被毒打，妳為何還要回去？」她說她不知道該怎麼辦，實在太害怕了。當時家庭暴力防治法剛通過，我首度感受到為何法要入家門的立法目的了，所有動物在面對危險時必定是逃離的，任何人遭遇搶匪或歹徒試圖傷害我們的時候，必然也是逃離現場的，這是生物本能，不需要教導。然而她明知家裡有危險卻依然前往，明明可以求助警方，明明可以選擇不回去……
逃離暴力的方式很多，她看起來是精明又有能力的人，並非脆弱的溫室花朵，但她依然走向危險的家。我想倘若本案進入司法，法官必定質疑她是否真的無抗拒能力，進而否定她被打的事實，然而家庭暴力，真的是違背我們所知的求生邏輯方式所發生的傷害事實，當時我無法置信，也因此案讓我涉獵更多家庭暴力案件。在與諮商師及社工等專業人員的合作下，漸漸瞭解被害者的創傷反應，足以讓被害者減損或喪失逃離暴力的能力，我也更深入探討家庭暴力何以可以多年延續而無法中斷的學術論理，也明白政府必須積極介入家庭暴力防治工作的必要性與急迫性。
D回到家，坐在客廳沙發上，她的先生不發一語地關上門窗，拉上窗簾，極度恐懼，直到先生開始盤問她，為何要出去工作，她試圖解釋：「我們老向別人伸手要錢，總不是辦法，小孩大了，我選的工作很彈性，可以兼顧的……」說完隨即引來一陣討打，他說：「妳在抱怨我沒給妳家用嗎？」她連忙解釋、求饒，一邊說一邊繞著屋內跑，先生便拿起茶几上的大理石煙灰缸砸往她背上，痛得她無力再躲。他繼續以榔頭尖部往她腿上敲打，直到褲子連著肉綻開，她苦苦哀求，卻澆不熄他的怒火，隨即把她拖到浴室，浴缸放滿了水，將她的頭壓在水裡……當下她知道再不逃就必死無疑了。她奮力奪門而出，直奔警局，並在警方與社會局的協助下住到庇護所……
「律師、還好那天他的手好像受傷，我才掙脫得開……」她驚魂未定地敘述逃亡的過程，而我協助她聲請保護令，訴請離婚。過程中我也跟著她飽受威脅，猶記得當時相約在警局協調離婚，但他在警局咆哮，要求我方一一交代逃出家門後的住處。他懷疑她外遇居住於男人家中，但因為當時她居住於庇護所，地點不可能曝光，每位受庇護的被害者進駐庇護所之前，必須切結不可以透漏庇護所住處與電話，雖然我說明上開狀況，但他完全不相信並守候在警局門口，想要尾隨她找到現居住所。當時警方對於家庭暴力的案件是非常陌生的，慣以家務事的態度處理，警局願意讓我們以它為協調處所，已屬善意幫忙了。
過程中，這位先生不斷打來事務所追問她的下落，並語帶恐嚇，最後本案因有傷害案的訴訟，他擔心危及他出境到內地，畢竟他在台灣有債主和黑道的追蹤，無法久留，因此他同意離婚。D幾乎了放棄所有權益，只求離婚，雖然我不同意，但她實在太恐懼了，擔心縱算判決離婚及傷害案勝訴，這輩子也會不斷受到恐嚇，不如順應他的要求，或許是最安全的自保方式。
我深刻體認到陌生人傷得了我們什麼？傷我們最深而無法抵抗的，往往是最親密的人。
對我而言，此案是很遺憾的。法律並沒有真正保護到她，後來幾年我持續與她保持聯絡，她繼續自力更生照顧小孩，只要男人返台，她就躲，直到他又離境為止……然而這樣的遺憾促使我更執著於家庭暴力防治法的工作，我不願相信法律無法保護弱勢，我想一定是有某些環節，做得不夠多，才會任由遺憾不斷地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