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因腳傷賦閑在家，讀張宏傑博士的《給曾國藩算算帳：一個清代高官的收與支》。書中用大量史料和資料重現了曾國藩在京為官時期的微觀經濟活動，揭示了“一個傳統官員的經濟生活狀態，以及決定這個狀態的制度背景”。一氣讀完，被書中清代京官群體在低薪制下的困頓生活所驚憾，掩卷而思，內心無法平靜。
京官群體給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是“窮”和“窘”。清襲明制，官員俸銀不及漢唐十分之一，低薪水平史上少有，而外官與京官收入懸殊，民間向有“窮京官”、“窮翰林”之謂。京官經濟窮困之狀，不讀史料實難想像。
曾國藩在道光二十年（1840年）得授翰林院檢討（從七品，相當於副處級），當時一年俸祿（含祿米折合銀兩）為129.95兩銀，而一家人在京節儉用度也要600兩銀，即使有外官饋贈等合情合理的額外收入，仍入不敷出，只能靠借貸度日。道光二十一年底，曾國藩靠借貸50兩銀方過年關。9年後身兼四個部委的副部長（侍郎，從二品），俸祿達500兩銀，仍需借貸過年，曾在給友人書中提及“今年臘底頗窘，需借二百金乃可過年”。幾年下來債務高達1000兩銀，直至出京任兩江總督多年後才還清債務。
窮困拮据，又要維持官員的威儀體面，致使不時陷入困窘之地。書中有兩個情景讓人難忘。身為翰林院檢討的曾國藩被僕人陳升看不起，一次口角對罵後，陳捲舖蓋另尋高枝，曾頗受刺激，憤然作詩道：
“傲奴誹我未賢聖，我坐傲奴小不敬。拂夜一去何翩翩，可憐傲骨撐青天”。
望著僕人揚長而去的背景，堂堂翰林必是羞憤難當。另一個細節是，已身為侍講（從五品，相當於副司級）的曾國藩赴四川當鄉試主考官前，為省錢，特意在衣物單中“蜜蠟朝珠一合”下注“要買假的”。帶著山寨朝珠接受地方高官、士子們的隆重禮遇，曾大人心中可有不安？
家境貧寒而潔身自好的京官們日子大抵都很窘迫。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劉光弟是這一群體的典型代表。他“一布袍服，十年不易”，坐不起馬車，每天徒步往返10公里到刑部上班，腳力之好堪比如今的健走一族。夏天屋頂漏雨，爛紙四垂，裱糊匠也請不起，直至冬天實在熬不住方借10兩銀修葺。老婆“帳被貧窶”，子女“敝衣破褲，若乞人子”，變法失敗後，連來抓捕他的公差都感歎“乃不似官人”。
然而，曾國藩、劉光弟這些京官們，面對困窘境地，卻“處之怡然”，他們是如何做到的呢？書中沒有明確解答，但綜合散於各處的描述，大致可歸納以下三種應對：
一是修煉內心，“學做聖人”，不為世俗利益所動。曾國藩進京第三年起，對自己每天喝酒、聊天、下棋的“閒遊荒業”生活深為不滿，斷然養成每天楷書寫日記，讀史10頁，記茶余偶談一則的嚴格習慣，並立志“學做聖人”，發下“不以做官發財”的誓言，對自己有時為利所誘的內心波動隨時進行嚴厲批評。如，他在一則日記中記載：
坐間，聞人得別敬（注：分別時的饋贈），心為之動。昨夜夢人得利，甚覺豔羨。醒後痛自懲責。謂好利之心形諸夢寐，何以卑鄙若此，真可謂下流矣。
這充分體現了儒家自我修煉精神之強大，作者點評到“京官初期打下的理學基礎，是曾國藩一生保持清節的關鍵所在”。
二是勤敏工作，懷才得遇，踐行“盡職於社稷”的志向。通常，清代翰林一個月只上幾天班，有的甚至可以常年不上班。劉光弟立志做清朝名臣，在刑部上班十分勤奮，“銷假就職後到署甚勤，每月必到二十八九次”。 他持身峻潔，拒絕接受在當時成為慣例的碳敬、別敬等灰色收入。因變法獲重用後，他不曲迎權貴，“少交遊，避酬應”，“謂時事艱難，吾輩拜爵於朝，當劬王事，豈有暇奔走媚事權貴哉”。劉光弟等一類京官，通過十數年的勤勉工作，上升到更高級崗位，得以發揮才能、實現自身價值，相較之下，金錢多寡就顯得微不足道。
三是在苦悶中繼續等待，盼有朝一日能改變境況。很多京官願意繼續忍受窮困，是因為京官升遷快，一旦外放就不可同日而語。京官“其初升轉優易，京外兩途，互為出入，故供職者不以為苦”。不過，一些人盼做外官是為了到地方撈油水，而真正的清官則是為了有一片天地施展個人安邦治國的抱負。曾國藩當上了禮部侍郎後十個月，儘管沒有片刻休息，但忙的都是些“等因奉此”之類的公事，對國家大事絲毫無補，故產生對工作無價值的苦悶，甚至想辭職回鄉。他在信中提及“吾近於官場，頗厭其繁俗而無補於國計民生。惟勢之所處，求退不能。”希望弟弟能有進步，等家裡不用貼補，“略有仰事之資，即思決志歸養”。後來到了地方做總督、辦湘軍，才逐步找到自己的人生定位，成為一代中興名臣。
清代京官的窮窘並未消磨讀書人的志向，相反，“貪風遍地的背景下，一批清官前仆後繼，如同數盞明燈，高懸在一片昏暗之下，成為王朝的點綴”。曾國藩、劉光弟等名臣面對窮困，泰然處之，其內心之強大、志向之高遠，實為後人楷模。
最後，本書作者張宏傑本是財經專業出身，卻愛好歷史，以興趣為引導，棄銀行而就大學，繼而讀博士，完全又因興趣完成這篇博士論文。其骨子裡的精神與古人亦是相通的，亦令人傾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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