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當時世界，明朝處在一個經濟、社會轉型的重要關口，需要來一場大變革作為動力，而朝廷這場“改革開放”卻成了“爛尾工程”。中西方的這場競賽，中國輸在了起點上。
當雙方終於要用艦炮對話時，中國人這才痛苦地發現，自己與對手的差距竟然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若不將病灶連根拔起，已然無可救藥。
文︱瞭望智庫特約歷史觀察員陳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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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紀，人類文明發生了一場重大變革——舊有制度弊端不斷加劇，新的資本主義制度正在舊體制母腹中孕育，各種矛盾日趨激化。在這個不平凡的時代，歐洲人掀起了著名的宗教改革運動，而正值明朝的中國也出現了“改革開放”的勢頭——“隆慶開放”和“張居正改革”。
然而，不同的變革最終導致的結局，在隨後的歷史進程中極大地影響著中西方國運的沉浮。
1、經濟轉型倒逼“隆慶開放”
明朝的開創者朱元璋是最底層農民出身，在起事之前經常吃不飽飯、穿不暖衣，其內心深處對土地和糧食的敬畏可謂根深蒂固。坐穩江山的朱元璋認為“天生烝民，所以立命者，衣與食也”，強調重農富民、大力發展農業生產。
洪武年間，由於採取獎勵墾荒、解放奴婢、興修水利、大量移民等措施，農業得到了快速的恢復和發展。朱元璋在位期間（1368-1398），全國共開塘堰近5萬處，浚河4162處，修建陂渠堤岸5048處。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天下土地總面積已達850多萬頃，這一數字是元末年的4倍多，是一項驚人的成就；朝廷每年徵收的稅糧有3200多萬石，是元末的2.7倍。
在大力發展農業的同時，明朝初期政府對海外貿易採取的是抑制態度。究其原因，一方面，中國當時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可以充分滿足國內需求，對外貿易的重要性並未顯現出來；另一方面，明朝初年，倭寇和反明勢力“趁中國未定”在沿海搶掠作亂，中國東南沿海存在很多安全隱患。
在此背景下，洪武四年（1371）12月朱元璋頒佈詔令，“禁瀕海民不得私出海”，這是首次頒佈“禁海令”，以後朱元璋又多次重申“禁瀕海民私通海外諸國”、“禁民間用番香、番貨”。朱元璋死後，永樂、宣德、正德等朝也都一再強調海禁，永樂朝曾三頒“禁海令”，宣德朝雖然有鄭和下西洋，但朝廷強調官員軍民不得“假朝廷幹辦為名擅自下海”。
到了明朝中期，手工業、商業得到快速發展，孕育出一股經濟結構轉型的巨大衝動，開展對外貿易逐步成為當務之急，海禁與這個發展趨勢相背離。並且，當時就有有識之士指出，海盜、倭亂之所以無法禁絕，同旺盛的海上走私活動有著直接聯繫——“市通則寇轉而為商，市禁則商轉而為寇”，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經過一番爭論，明穆宗的隆慶朝終於決定解除海禁，允許民間私人“遠販東西二洋”。朝廷在漳州設立督餉館，負責對私人海外貿易進行管理並徵稅。由此，私人海外貿易獲得了合法地位，史稱“隆慶開海”或“隆慶開放”（1567年）。
海禁解除之後，明朝的海外貿易得迅速發展，推動了國內手工業、商業的發展，為朝廷增加了不少額外收入，史書記載“所貿金錢，歲無慮數十萬，公私並賴”。
2、巨額財政赤字催生“張居正改革”
“隆慶開放”進行之時，明朝正經歷著一場經濟危機。明朝一開始實行實物徵稅，洪武年間，朝廷每年可征米2400余萬石、麥470余萬石；到正德年間，這個數字降為米2200余萬石、麥460余萬余石；嘉靖時，征麥雖能保持在460余萬石的水準，但征米急降至1800萬余石。
賦稅為什麼會下降呢？是朱元璋之後的明朝皇帝對“農業工作”抓得不緊嗎？當然不是，實際上，問題的關鍵在於土地兼併。這是所有封建王朝的頑疾，也是所謂“歷史週期率”產生的根源——江山一旦坐上，功臣、宗室、官僚、富商，個個都有理由有能力去買房置地，很多原本屬於農民的土地逐步被集中地掌握在少數“特權階層”手裡。到明朝中期，全國約有一半的納稅土地被大地主們以各種方式“隱占”了（既佔有著地，又能通過鑽制度的空子來逃稅），而朝廷對此居然沒有辦法。
收入逐年下降，支出卻無法減少，隨著北方少數民族的崛起，戍邊費用不斷增長，嘉靖時每年的餉銀超過500萬兩，加上賑濟、官俸等大宗開支，每年財政支出超過1300萬兩。然而，把實物稅收折算成銀兩，再加上鹽稅、商稅等收入，朝廷每歲入至多不過900萬兩，形成了高達數百萬兩白銀的大額財政赤字，可謂嚴重入不敷出。
古代帝王最怕這種財政赤字，因為當時實行的不是信用貨幣，不能通過發行貨幣去消化赤字。沒錢怎麼過日子？答案很明確：窮人得去乞討，朝廷就得散攤。到隆慶元年，也就是“隆慶開放”的這一年，太倉存銀只有130萬兩，而在要支付的款項中，僅俸銀（135萬）、餉銀（236萬）以及年例銀（182萬）3項就高達553萬兩，是國庫儲備的3倍有餘！
這一年，張居正升任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他呈上《陳六事疏》，向朝廷提出了改革的設想，可惜當時尚不具備進行全面改革的條件。又過了幾年，到萬曆元年（1573），年僅10歲的明神宗朱翊鈞繼位，張居正升任內閣首輔，掌握了朝政大權，改革的條件成熟了。
張居正把當時的問題總結為“五大積弊”，分別是宗室驕恣、庶官瘝曠、吏治因循、邊備未修、財用大匱，對此分別有針對性地提出了省議論、振綱紀、重詔令、核名實、固邦本等6項改革措施，具體的政策包括“一條鞭法”等，大力開展清查土地、追繳欠款等措施。經過改革，太僕寺和太倉的存銀達到了700萬兩，太倉儲備的糧食達1300余萬石，財用“足支八年”，創造了“萬曆中興”。
趁著“改革開放”的春風，大明朝這艘巨大航船理應乘風破浪、勇往直前，帶領中華民族昂首迄立於世界東方，但我們都知道，接下來的事態按照遠遠沒有這麼樂觀，情況恰恰相反。
3、觸動特權階級，改革“人亡政息”
有人讚譽張居正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以此挽救了大明王朝，但是客觀地說這談不上挽救，只是稍微延長了一個行將覆滅之王朝的落幕時間而已。後世把這段時期叫做“萬曆中興”、而不稱“萬曆盛世”，就是這個原因。
張居正改革的最大動因是解決財政困境，其次是提高官員隊伍的執行力和效率，這些目標似乎都實現了。有人將成果歸功於張居正在政治上的“務實性”。張居正久曆官場、深諳韜略，對官場積弊瞭解最深，因此，在改革伊始，他就花大力氣把“最重的一刀”砍向了吏治，由此提高了官僚體系運行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明朝政府多年來積累下的痼疾似乎迎刃而解。
然而，由於觸動了權貴階層的利益，改革不斷受到非議和攻擊。加之，張局正沒有意識到改革帶來的重大問題——進行合理的利益再分配的重要性。在此問題上，他根本就是有心而無力，即無法動搖反對改革的官僚、宗室和地主階層“強強聯合”的政治格局，也就是說，他沒有能夠通過利益再分配而凝聚能夠與既得利益者對抗的勢力。
因此，依仗張居正數十年來在官場積累的“以一敵百”的威權，才能立於不敗之地，勉強維持繼續推進改革。當時間的車輪駛至萬曆十年（1582），張居正病死，反對改革的聲音頃刻間甚囂直上，形成群起攻訐之勢：有人攻擊改革“務為煩碎”，有人認為清丈土地“增稅害民”，還有人稱“一條鞭法”亂了祖制。
在輿論幾乎一邊倒的情況下，本來就有所不滿的萬曆皇帝下令撤銷了張居正死時追加的官爵和封號，並隨即對其抄產清算：其長子張敬修被逼自殺，張氏家族的其他人也慘遭迫害，從此，各項改革措施也隨著張居正的入土銷聲匿跡。一時間“人亡政息” 。
4、朝廷出爾反爾，開放“趨於廢馳”
也許是受到改革倒退的影響，明朝在對外開放方面也堅持得不徹底。
當時，中國手工業生產出的產品以價格低廉、品質好而在國際市場上具有很強的競爭力。在歐洲，中國產的絲綢僅是當地同類商品價格的50%甚至1/3；在北美洲的墨西哥，中國產品的價格僅是西班牙同類產品的1/3；在南美洲的秘魯，同樣的比價甚至達到了令人驚訝的1/9。
明朝政府沒有意識到其中蘊含商機的重大意義，沒有用更高更遠的眼光看待對外開放問題，政策時緊時鬆。萬歷朝以後“禁海令”又被作為“祖制”屢屢提起，使開禁政策處於一種尷尬的狀態。崇禎皇帝繼位的那一年3月，朝廷下令禁止私人出海貿易。此舉受到官民的廣泛反對，執行了3年，福建巡撫熊文燦等上疏請求重新開海，崇禎皇帝批准，但僅過了1年，朝廷再次出爾反爾。
回顧這段歷史，我們能看到的是：海禁解除時，中國出口情況就好一些，能賺回大量白銀，而一旦停止開發，出口形勢就持續下降。另外，朝廷屢次三番強調禁海，理由都是保證沿海的安全，顯然把海禁所涉及的對外貿易問題作了簡單化處理，制定政策的水準只停留在“頭疼醫頭、腳疼醫腳”上。
明朝統治者並沒有看到阻斷對外貿易帶來的嚴重後果——經濟結構轉型的乏力，而這種乏力的結果也許是一系列重大歷史機遇的喪失：這種對於“開放”的“不主動、不深入、不持續”態度，使得本應欣欣向榮、蓬勃發展的資本主義“火種”在明朝中後期一直停留在了“萌芽”狀態。
5、前朝血淋淋的教訓再次隱匿於歌舞昇平
放眼當時世界，明朝處在一個經濟、社會轉型的重要關口，需要來一場大變革作為動力。而縱觀明朝中後期實行的開放和改革兩項重大政策，都是虎頭蛇尾的“爛尾工程”，一場“人亡政息”的改革和一段不尷不尬的開放顯然無法承擔起這個歷史使命。
重農抑商、嚴格控制對外貿易造成經濟運行的低效和結構不合理，使明朝經濟發展速度十分緩慢。據現代學者研究，整個明代的200多年間GDP年平均增速不到0.3%，不僅低增長，而且在經濟構成中農業始終占到90%以上，結構十分不合理。從財政上看，與土地有關的稅收是明朝收入的主體，由於土地的有限性，朝廷的歲入也只能大體維持在每年數百萬兩的水準上。
根據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人口是按照幾何級數增長的，而生存資料只能按算術級數增長，在完全由農業經濟占主導的情況下，人口不能超出相應的農業發展水準，要解決這個矛盾，多增加的人口總要以某種方式被消滅掉。這種狀況勢必造成王朝的週期性更替。
可悲的是，一個王朝的滅亡並未能喚起一種新制度的誕生：新的王朝建立後，通過抑制土地兼併、發展農業、整頓官僚隊伍等措施，原來的矛盾有所緩和，甚至會形成一個新的“盛世”（比如後來的“康乾盛世”）。在這樣的“盛世”裡，問題和矛盾又被最大化地掩蓋了，統治者聽到的只是盛讚和謳歌，前朝亡國帶來的那些血淋淋的教訓再次被隱匿於歌舞昇平之下。
明朝實行了海禁，清朝繼而來了個“閉關鎖國”，這些帝王更關心江山社稷是否能代代相傳，不到萬不得已，他們不會主動發起任何一場改革。沒有改革的迫切性就沒有改革的衝動，沒有衝動和激情的改革只適合於小打小鬧。
6
錯失良機，輸在了中西競爭的起點
15至16世紀，與明朝 “改革開放”幾乎同時，歐洲經歷了一場宗教改革運動：資本主義萌芽逐漸壯大，以羅馬教會為代表的封建專制統治者阻撓新興資產階級的原始資本積累，各種社會矛盾隨之越來越突出，可以說，它也是一場由資本主義發展引爆的革命。
這場改革運動來得更為徹底和純粹，觸動了封建制度的根基。在土地政策方面，許多地方通過改革沒收了教會的土地，把它分配給農民和新興的資產階級。馬克思就此評價說：“教會所有權是古老的土地所有權關係的宗教堡壘，隨著這一堡壘的傾覆，這些關係也就不能維持了。”通過這樣的改革，圍繞土地而產生的矛盾以及利益再分配問題也得到較為徹底的解決，為資產階級登上歷史舞臺創造了條件。
這一點與張居正“治標不治本”的改革有很大不同，它釋放出了無窮活力。在取得權力的新興資產階級的帶動下，歐洲不斷發起廣泛的跨洋活動，加強了與各大洲之間的溝通，開闢出眾多的新貿易線，對外貿易的繁榮又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一批世界強國先後在歐洲崛起。
機遇青睞有準備的人，而喪失機遇的人總會得到懲罰。接下來的幾個世紀裡，歐洲不斷“與時俱進”，而小農經濟下的中國仍沉浸在東方大國“萬邦來朝”的自大與自戀中，豈不知，因為錯失發展良機，已被人家甩出去至少幾條街。當雙方終於要用艦炮對話時，中國人這才痛苦地發現，自己與對手的差距竟然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若不將病灶連根拔起，已然無可救藥。
注：
一條鞭法：明代嘉靖時期確立的賦稅及徭役制度，由桂萼在嘉靖十年（1530）提出，之後張居正于萬曆九年（1581）推廣到全國。新法規定：把各州縣的田賦、徭役以及其他雜征總為一條，合併徵收銀兩，按畝折算繳納。這樣大大簡化了稅制，方便徵收稅款。同時使地方官員難於作弊，進而增加財政收入。
隆慶（西元1567年－1572年）是明穆宗朱載垕的年號，明朝使用隆慶這個年號一共6年。隆慶年間，明朝採取一系列新政，重振國威，史稱隆慶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