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浪潮下，已開發國家M型化社會加速與遭逢無就業復甦時，總怪罪於新興市場的崛起，進而產生各種悲觀的想法，甚至興起貿易保護主義。然而，當杜克大學教授N. Jaimovich與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教授H.E. Siu（以下簡稱J&S）發表以「既是趨勢，也是循環：就業兩極化與無就業復甦（The Trend is the Cycle: Job Polarization and Jobless Recoveries）」為題的研究，深度解讀21世紀的就業市場轉變後，打破了這個幾近共識的歸因邏輯，引起國際重量級財經媒體的高度關注。
J&S指出，美國近10幾年所面臨的M型化社會，實肇因於就業市場發生兩極化現象，亦即例行性（routine）工作逐漸被機器替代，導致工作的屬性逐漸向知識性非例行性〈Non-Routine Cognitive）及人力性非例行性（Non-Routine Manual）工作集中。由於例行性工作是中產階級勞工賴以為生的工作型態，以致於這類工作逐漸消失時，勞工的薪資分配就會發生兩極化現象，進而產生所謂的M型化社會，貧富差距相應拉大。
與過往各界對M型化社會認知不同的是，J&S指出例行性工作消失，多集中在每一次景氣衰退期，之後即便景氣復甦，這些工作也已被更具效率的機器取代，形成工作類型被階梯式消滅的過程，一如2001年及2009年美國所出現的兩次無就業復甦現象。因此，他們認為在科技進步下，M型化現象的擴大既是一個趨勢，也是一個循環。
就業兩極化與無就業復甦的現象不僅發生在美國，全球各地都有類似的情況，台灣也不例外。依J&S定義，民意代表、專業人員、主管及經理人員屬於知識性非例行性工作；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農林漁牧生產人員、機械設備操作工及銷售工作人員等歸類在例行性工作，而服務工作人員則視為人力性非例行性工作。以此對照台灣就業結構可知，2011～2013年台灣知識性非例行性工作、例行性工作及人力性非例行性工作占總就業人口平均比分別為15％、75％及10％；再就這三類工作的平均薪資來看，2003～2012年台灣知識性非例行性、例行性、人力性非例行性工作的平均薪資，分別為新台幣61，386、34，577及25，074元，顯見中產階級的勞動者為台灣社會結構的最主要構成要素。
與美國情況相同，台灣在過去20年間的每一次經濟衰退時，例行性工作都出現過永久性消失，而之後景氣復甦所創造出的工作，多屬於M型化的兩端。如2001～2013年台灣例行性工作消失達5％，但人力性非例行性工作與知識性非例行性工作分別增加14％及27％。由於減少的工作型態是勞動市場占比最大的區塊，而部分增加的工作則屬於M型的兩端，使貧富差距拉大成為台灣民眾的共同記憶。
事實上，此趨勢對政府制定政策具有重要的意涵。過去，政府可在景氣衰退時，透過財政刺激政策或寬鬆貨幣政策創造就業，待景氣復甦後，民間部門的勞力需求就會提高，政府激勵政策即可退場。但在上述的趨勢下，這樣的政策效力已大減。因為，消失的工作機會早被更具生產力的機器所替代，再也回不來了，政府即便提供各種誘因，讓企業暫時增加例行性工作，但當優惠一結束，企業仍舊會選擇利用新技術等較有效率的經營方式，使這些工作機會走上消失一途。
由此可知，科技的快速演變，使就業市場正經歷一場不容扭轉的無聲革命，政府與民眾都需要認清它、適應它，並做出改變。對政府而言，應改變目前行政資源配置，降低反景氣循環在政策組合中的比重，將更多資源投入改進教育與產業界銜接不順的問題、輔導結構性失業者學習新技能，使勞動人力升級，避免長期失業的現象惡化；對個人而言，則應改變過去的「熟能生巧」、「經驗就是一切」的工作思維，積極培養個人創造力與發掘自己的特殊性，提高個人的生產價值，才能夠應對當前高度變化的社會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