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吳鉤
來源：騰訊大家
導讀：你從大白話聖旨看到了“萌萌噠”。但很抱歉，我要掃你的興，我看到的分明是專制皇權的任性。
粗鄙之文
《明太祖實錄》收錄有洪武三年十一月朱元璋的一道諭旨：
上諭中書省臣曰：“民，國之本，古者，司民歲終獻民數于王，王拜受而藏諸天府，是民數，有國之重事也。今天下已定，而民數未核實，其命戶部籍天下戶口，每戶給以戶帖。”
於是戶部制戶籍、戶帖，各書其戶之鄉貫、丁口、名歲，合籍與帖以字型大小編為勘合，識以部印，籍藏於部，帖給之民。仍令有司，歲計其戶口之登耗，類為籍冊以進。著為令。
這道諭旨看起來並沒有什麼特別，似乎不值得拎出來說道說道。不過這並不是朱元璋的原話，而是經詞臣、史官之手潤飾、改寫的文字。朱元璋的原文其實是這麼說的：
戶部洪武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欽奉聖旨：
說與戶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只）是戶口不明白俚，教中書省置天下戶口的勘合、文簿、戶帖。你每（們）戶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將他所管的應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寫著他家人口多少。寫得真著，與那百姓一個戶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來了。
我這大軍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縣裡下著速（繞）地裡去點戶比勘合，比著的便是好百姓，比不著的，便拏來做軍。比到其間有司官吏隱瞞了的，將那有司官吏處斬。百姓每（們）自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過，拏來做軍。
欽此。
全文都是大白話，用詞俚俗粗陋，還有一些錯別字。顯然出自大老粗的手筆。有人說，這是頒發給愚氓看的政令嘛，當然要用大白話來寫囉，這樣老百姓才聽得懂啊。那好，國子監的太學生，總是有學問的吧，總該看得懂雅文吧。但朱元璋有一道教訓太學生的敕諭，還是那種大老粗的風格：
恁學生每聽著：
先前那宗訥做祭酒呵，學規好生嚴肅，秀才每循規蹈矩，都肯向學，所以教出來的個個中用，朝廷好生得人。後來他善終了，以禮送他回鄉安葬，沿路上著有司官祭他。
近年著那老秀才每做祭酒呵，他每都懷著異心，不肯教誨，把宗訥的學規都改壞了，所以生徒全不務學，用著他呵，好生壞事。
如今著那年紀小的秀才官人每來署學事，他定的學規，恁每當依著行。敢有抗拒不服，撒潑皮，違犯學規的，若祭酒來奏著恁呵，都不饒！全家發向煙瘴地面去，或充軍，或充吏，或做首領官。
今後學規嚴緊，若有無籍之徒，敢有似前貼沒頭帖子誹謗師長的，許諸人出首，或綁縛將來，賞大銀兩個。若先前貼了票子，有知道的，或出首，或綁縛將來呵，也一般賞他大銀兩個。將那犯人淩遲了，梟令在監前，全家抄沒，人口發往煙瘴地面。
欽此。
據汪曾祺的《國子監》一文介紹，這裡還隱藏著一個血淋淋的故事：大明國子監第一任祭酒叫宗訥，制訂了許多苛嚴的規條，深得朱元璋讚賞。後來宗訥去世，國子監換了祭酒，有太學生因忍受不了苛嚴常規，便鬧事抗議，有一個叫趙麟的太學生，貼出一張“沒頭帖子”，類似大字報。朱元璋聞訊，震怒，砍了趙麟的腦袋，並梟首示眾。這次朱元璋視察國子監，便舊事重提，告誡太學生：“敢有似前貼沒頭帖子誹謗師長的，將那犯人淩遲了，梟令在監前，全家抄沒，人口發往煙瘴地面。”
這道教訓太學生的敕諭，現在還刻在北京國子監遺址的石碑上——且慢，朱元璋在位時，明王朝尚未遷都北京，國子監還在南京呢，這敕諭怎麼跑到北京來了？想來應該是朱棣遷都後，覺得他老爸的敕諭講得非常有道理，足以垂誡百世，所以便將訓詞全文刻於石碑，立在新都的國子監內。
北京國子監
說起來，朱棣跟他老子一樣，身上流氓習氣濃重，也熱衷於寫大白話聖旨。《皇明經世文編》卷一九一收錄有朱棣的一道聖旨，我原文抄錄下來：
那軍家每年街市開張鋪面，做買賣，官府要些物件，他怎麼不肯買辦？你部裡行文書，著應天府知道：今後若有買辦，但是開鋪面之家，不分軍民人家一體著他買辦。敢有違了的，拿來不饒。欽此。
聖旨的主要意思是說，在京城開鋪的商民聽著，官府向你們索要財物，你們就乖乖交上來，不聽話的，抓起來治罪。
文飾之道
且不說這三道聖旨的內容，單看它們的文風，文詞都極粗俗，且字裡行間透出惡狠狠的殺氣，不是警告商民“拿來不饒”，就是威脅太學生“梟令在監前”。這樣的粗野文字，居然可以作為國家法令頒行於世，足以說明一個問題：相對于漢唐宋，明初政治出現了嚴重的粗鄙化傾向。
或許有一些朋友會認為，政令文書的語言風格是虛的，形式而已，無關緊要，粗俗就粗俗，沒什麼。但我要說，文明的政治，首先需要某種“形式主義”的文飾，包括禮樂、儀式、輿服、修辭，等等。在普通法法系中，法官與律師出庭時要戴假髮，這就是輿服上的文飾。只有野蠻的統治才不加修飾。舉個例子，明末，殺人如麻的張獻忠在四川稱帝，要冊立皇后，“問左右以封皇后之禮”，張獻忠見禮數繁多，怒曰：“皇后何必儀注！只要咱老子球頭硬，養得她快活，便是一塊皇后矣。要許多儀注何用？”
這麼一個對文明禮儀毫不在乎的土皇帝，也喜歡大白話聖旨，“獻忠一字不識，凡平日發敕書與群下，必口述過，不論鄙惡，悉照其口語書之，如差一字，便殺代書者”。部將劉進忠進攻漢中失敗，張獻忠給他發去一道聖旨問罪：“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咱老子叫你不要往漢中去，你強要往漢中去，如今果然折了許多兵馬。驢球子，入你媽媽的毴！欽哉！”文字之鄙惡，比朱元璋父子有過之而無不及。由此也可以想見，張氏在四川建立的所謂“大西政權”，離文明至少隔了十萬八千里遠。
事實上，文明的“文”字，本意就是文飾。文通紋，指紋理裝飾。當亞當與夏娃懂得用樹葉來掩飾他們的羞恥心，當人類懂得用衣冠來修飾自己的形貌，那一刻人類文明便誕生了。不妨說，正是“文飾”觸發了“文明”。
“文明”一詞，最早見於《易經》。《易經》中的“文明”，是與“文飾”相聯繫的，《易經》賁卦講述的就是“文飾—文明”之道。賁者，飾也。賁即“文飾之貌”。賁卦的卦辭說：“賁，亨。小利有攸往。”什麼意思呢？宋代的易學家程頤解釋：“物有飾而後能亨，故曰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有實而加飾，則可以亨矣。文飾之道，可增其光彩，故能小利於進也。”不過，賁卦同時又提醒說：“文明以止，人文也。”意思是說，文飾應當適可而止，不可過度，如此方能“化成天下”。
《易經》的賁卦既可指個人的“文飾之道”，但主要還是指向國家的“文飾之道”。對個人來說，“文飾之道”就是得體的服飾、談吐、禮節、教養。孔子認為，“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合宜的文飾可以成就君子；如果“質勝文（文飾不足），則野（粗野）；文勝質（文飾過度），則史（虛浮）”，都達不到君子的要求。
對國家而言，“文飾之道”就是禮樂文明。孔子又說：“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南宋理學家朱熹注釋：“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鬱鬱，文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簡言之，周朝在夏商二代的文明基礎上建成了完備的禮樂制度，讓孔子非常嚮往。
孔子讚美的禮樂文明，當然包括了國家法令在修辭上的講究。一位漢代學者說，“古者，帝王有所號令，言心弘雅，辭必溫麗，垂於後世，列於典經。故仲尼嘉唐虞之文章，從周室之鬱鬱。”
因此，我們看到，自漢代以降，大凡國家頒發的詔敕文書，都使用雅正的語言文字，遣詞造句都講究端莊得體，能體現王者風範。如宋代政府任命中下層官員，其誥命通常有這麼一段通用的誥詞：“敕某人等：官者所以治人，而非以假人之器也。朕閔西人之勞，而欲紓其乏。有出其私以佐吾之用者，是亦有益於吾民。俾命於官，所以示勸。爾其往矣，服我茂恩。可。”這段誥詞，出自歐陽修的手筆。任命高級官員，則有專用的制詞。
六朝以來，駢文盛行，制詞、誥詞多用華麗的駢儷之文寫成，極其雕鑿、誇飾，這就產生了《易經》賁卦提示的“文飾過度”的問題。北宋之所以出現古文運動，也是出於對“過度文飾”的反感，歐陽修、蘇軾等人都主張以活潑、雅正的古文取代僵化、華而不實的駢文。南宋學者羅大經也提出，“內外制，唯稍能四六者（駢文）即入選。殊不知制誥詔令，貴於典重溫雅、深厚惻怛，與尋常四六不同。今以尋常四六手為之，往往褒稱過實，或似啟事諛詞，雕刻求工，又如賓筵樂語，失王言之體矣。”
在羅大經生活的宋代，人們只是發現過度的文飾有損“王言之體”，他們一定想像不到後世居然連“入你媽媽的毴！欽哉”的鄙惡文字都能夠作為“王言”頒佈。歐陽修、蘇軾、羅大經若是泉下有知，讀到朱元璋、朱棣、張獻忠的大白話聖旨，真不知作何感想。
“王言”文風的粗鄙化，是從元朝開始的。來看元代的一道“宣命”：
皇帝聖旨裡，中書省……等，“徽州路鄭玉有名的秀才，晦跡隱居，有為不仕。今將他委付做翰林國史院待制，教徵聘將來呵，怎生？麼道皇太子根底、上位根底奏，聖旨頒也者”麼道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
這是因為元朝統治者文化水準低下，不通漢家禮樂文明，聖旨通常用蒙古口語口授（或書寫），再用漢語“硬譯”過來。這種俚俗化的文風，肯定影響了從元朝社會過來的朱元璋父子，因此，這對梟雄才不會認為用粗鄙的文詞寫聖旨有什麼不妥。
程式之設
“王言”的粗鄙化，還說明了明初政治的另一個問題：國家政令文書的起草與頒發缺乏制度性的嚴密程式。
政治不但需要“文明的修飾”，也需要設置旨在規範權力的程式。“鬱鬱乎文”的禮樂文明，當然包含了程式制度，用《漢書•禮樂志》中的一段話來說，“周監於二代，禮文尤具，事為之制，曲為之防，故稱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於是教化浹洽，民用和睦，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囹圄空虛，四十餘年。孔子美之曰：鬱鬱乎文哉！吾從周。”所謂“事為之制，曲為之防”，換成現代的說法，就是說建立一套防範權力濫用的制度，權力的行使，要遵循程式，接受監督與制衡。
“事為之制，曲為之防”也是宋朝立制的一項原則，宋朝的立制者深切地相信，武官都可能會篡權，文官都可能會腐敗，君主也可能會濫用權力。宋王朝的一切政治制度，正是基於這樣一種認識而置立，故設樞密院與三衙分掌國家武裝，“兵符出於密院，而不得統其眾；兵眾隸於三衙，而不得專其制”；以宰相領導政府，掌執政大權，又設平行於政府系統的台諫系統，監察政府的執政權，“使兩者（政府與台諫）之勢適平，足以相制，而不足以相勝”。
君主雖然掌握著至高無上的世俗權威，但是，第一，宋人相信，就政道而言，皇權代表的政統在士大夫代表的道統之下；第二，就治道而言，君主不親細故，不具體執政，理應垂拱而治。在宋人的觀念中，君權其實更像是一種中立的最高仲裁權，類似於消極的政治性司法權，而不是積極的行政權。
具體到帝王詔敕來說，固然所有的詔敕都以君主的名義頒行於天下，但“軍國大事，三省議定，面奏獲旨”，獲旨之後，從聖旨的起草到頒發，必須經過一套周密的程式。並不是皇帝喊一聲“傳旨”，馬上就有一道聖旨出來。一般來說，詔敕文書都由兩制詞臣起草（內制為翰林學士，外制為中書舍人），這叫做“制詞”。“制詞”就是“代王言”，茲體事大，所以對詞臣的選拔非常嚴格，“必取學問通博、詞章雅正”之士。
另一方面，詞臣雖說是“代王言”，但也不是“肉喇叭”，宋朝法律賦予他們一項權力：“事有失當及除授非其人，則論奏封還詞頭。”意思是說，如果中書舍人認為皇帝的旨意失當，有權拒絕起草這份詔敕，這叫做“封還詞頭”。
“制詞”完畢，詞稿進呈皇帝“禦畫”（認可）、“錄黃”（抄在黃紙上），便可以送中書舍人“宣奉詔旨而行之”，這叫做“宣行”。由於中書舍人是輪值的，“制詞”的中書舍人與“宣行”的中書舍人未必是同一個人，如果“宣行”的中書舍人認為詔書不當，他還有權拒絕在錄黃上簽名，這叫做“不書行”。
如果負責宣行的中書舍人並無異議，簽字表示通過，還要發至門下省審核。負責審核的門下省機構是給事中。給事中如果認為詔書不當，也有權拒絕簽名，這叫做“不書讀”。“不書行”與“不書讀”均構成對詔敕的封駁。
一道詔敕經中書舍人“制詞”“書行”與給事中的“書讀”三道關卡之後，如果都沒有發現問題，就可以成為正式的政令，交給宰相機構的分支——尚書省執行了。但我們還要補充一點：作為正式政令的詔敕，必須有宰相副署。宰相如果不副署，詔敕也無法生效。
詔敕生效之後，如果再發現有失當之處，又如何補救？還有最後一道關卡——台諫。台諫擁有論列政令得失、審查詔書乃至追改詔書的法定權力：但凡“詔令不允，……仰諫官奏論，憲臣彈舉”。說到這裡，你必會相信，以宋人的制度，一道文風鄙惡的聖旨被頒佈出來，絕對是不可想像的事情。
當然，宋代的君主也可能會繞過法定程式，直接下詔，這叫做“手詔”“內降”“內批”“御筆”。但是，這類私旨在法理上並不具有合法性，所謂“不由鳳閣鸞台，蓋不謂之詔令”也；政府也完全可以拒不執行，“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
宋代形成的這一套周密的詔敕制訂程式，我相信在明初已經不復存在。明朝人黃佐說，“洪武中有大政令，詞臣錄聖語不敢增損，故凡詔令多‘爾每好生’等字者，皆聖祖所面授也。其後始令本院官為之，漸至駢儷。”也就是說，明初的許多詔令，是由皇帝直接頒佈的；朱元璋頒下的詔令，也不需要經過任何程式的審查，如此，才會有粗鄙不文的大白話聖旨連接出臺。朱元璋又廢除宰相制，皇帝親自擔任政府首腦，更是與宋朝士大夫追求的“虛君共治”完全背道而馳。
後來內閣制逐漸成熟，明王朝才形成一套比較穩定的聖旨出臺程式：內閣學士“票擬”—皇帝（或代表皇權的秉筆太監）“批紅”—給事中審核—六部執行。內閣還獲得類似于宋代中書舍人“封還詞頭”的權力，如嘉靖年間，楊廷和“先後封還御批者四，執奏幾三十疏。帝常忽忽有所恨”。換言之，皇權受到一定制約，雖然皇帝含恨在心。此時，明朝詔敕的文風也“漸至駢儷”，粗鄙的大白話聖旨開始退場。
然而，明朝形成的這一程式又為後面的清廷拋棄。雍正皇帝發展出另一套完全不受第三者干擾的詔敕文書制度：以“廷寄”下發皇帝的批示，以“密折”接受大臣的彙報，君臣之間實現一對一的單線聯繫。什麼中書舍人“封還詞頭”，什麼給事中“封駁”，什麼台諫官“奏論”，全都沒戲，大清不玩這一套。
現在我們可以讀到雍正的許多“個性化”朱批，如批田文鏡折：“朕就是這樣漢子！就是這樣秉性！就是這樣皇帝！爾等大臣若不負朕，朕再不負爾等也。勉之！”批策旺紮布奏請萬安折：“爾等如此使朕暢快，何疾不治，何病不除？朕躬甚安，已痊癒。朕之親切寶貝爾等俱好麼？”可能很多人都覺得“四爺萌萌噠”（那些在雍正的嚴酷統治下丟了性命的臣民肯定不會這麼認為），其實雍正的這類朱批，只有在一種情況下才可能出現：皇帝的任何意見既不需要考慮“文飾”，又不受程式限制，不管他說什麼，臣下都只能“謝主隆恩”。
（本文原標題：《明初為什麼多大白話聖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