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觀的第一本書—看世界的方法
先覺出版 》
作者序：一直想寫一本讓一般人都看得懂的國際關係書。
這個想法其實在二十年前就已經萌芽。一九八七年底，台灣宣布解嚴，報禁隨即於一九八八年開放。當時我剛回國教書不久，應《中國時報》余紀忠先生邀請，進入報社兼任國際新聞中心主任，負責整個國際新聞的規畫。
身為研究國際政治的學者，能夠在第一線親自觀察國際情勢的發生，當然是相當興奮的。但我也隨即面臨一個問題：如何讓學術的語言，和一般讀者能夠懂的語言，做一個調和？如何在雅和俗之間找到平衡、接軌？
當時我就想寫一本介紹國際關係的書，但因為工作忙而無法撰寫專書，最後只得把在報社寫的十萬字專欄，交給三民書局結集成冊，取名《深層思考與思考深層》。那是我第一本國際關係的書，但還不是理想中的面貌。
三年後，我離開國際新聞中心，進入主筆室。一九九八年初離開中時，半年後應邀進入公共電視，擔任帶狀國際新聞節目的評論主播。我把這個主持與評論的工作當成社會教育來做，希望能帶領一些對國際情勢有興趣的朋友，撥開口水與八卦的雲霧，伸頭出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寫一本國際關係普及書的構想，一直在我心中翻攪。
二○○二年底我離開公視，隨即進入年代新聞台，當時正逢美伊戰爭爆發期間，我每天為觀眾解析戰爭與國際情勢。二○○五年中，年代新聞台易主，我離開年代，於同年十月進入大愛電視台，製作並且主持一個每週播出的國際新聞節目，一直到二○○六年中為止。前前後後，我在電視台評論國際新聞共八年的時間。
無論在報社還是在電視台，我最常接到讀者和觀眾來信問的問題是：我該怎麼看國際新聞？怎麼了解國際事件？如何在沒有學者專家分析的情況下，自己去看懂這些事件？
要看懂這些事件，當然需要有足夠的背景知識，不然都只能自己胡思亂想。有一則很有名的故事：美國派駐海外的大使當中，不乏政治酬庸。有一次，一位酬庸的大使被派駐韓國，他滿腦子問號地詢問底下的幕僚：「韓國為什麼會有兩個呢？」幕僚答說：「報告大使，因為過去打過一次韓戰。」大使接著問：「韓戰？什麼時候打的？我怎麼不知道？」相信那名幕僚聽了，頭上一定三條線。所以說，強化自己的背景知識是第一要務。
再來，就是要有觀察國際情勢的理論架構與脈絡，而這本書想要提供的就是這樣的框架與脈絡，讓大家以後在看國際新聞的時候，可以把一大堆雜亂的事件，分門別類放進框架中觀察，這樣就有條有理，有脈絡可循，也才可以往上累積自己的知識。有志從事國際新聞採訪的朋友，也可以從這本書看起。
不過，要寫出一本國際關係的普及書（一位當過外交官的政大外交系學妹跟我說：推廣自然科學普及化的書叫「科普」，那你推廣國際關係的書應該叫「國普」吧？）並不容易。它不能與國際事件貼得太緊，因為國際新聞事件天天都在變化，貼得太緊，書就大概只有一年的壽命，一年後就失去時效，成了歷史。可是它又不能離開實務太遠，因為離得太遠會變得像教科書，對一般非國際關係專業的讀者，產生閱讀的障礙。
所以我在體例與文筆上嘗試，就好像二十年前初掌國際新聞中心時，努力在雅和俗之間尋求平衡。我一直很欣賞張五常教授和熊秉元教授寫的經濟學文章，他們的文章淺顯易懂，讀起來像隨筆，但其中又有大學問。雖然像國際關係這樣的學科，很難寫得那樣行雲流水，但我撰寫過程中左思右想，調整體例，拿捏深淺，從動筆到完稿，算算也花了三年半的時間。這期間，出版公司換過兩個編輯，才把這本書催出來，也真是苦了他們。
另外，我特別請蕭秀青小姐協助，整理名詞解釋作為附錄，幫讀者做一點祕書的工作。秀青是非常優秀的國際新聞工作者，編譯與出國採訪的經驗都相當豐富。她曾在路透社工作，也曾在公視與大愛與我共事，共同製作國際新聞。我很感謝有她的協助。
基本上，這本書的主題不是國際「現勢」分析，而是教人怎麼看國際情勢。因為不是現勢，所以過了幾年都還是可以看。這是我寫書時念茲在茲的理想，至於能不能達成這個目標，就讓讀者來評斷了。
寫在前面
台灣人其實是很矛盾的。
從地理位置、國際處境，以及自然資源來看，我們應該是要很有國際觀的。因為作為一個小國，我們一定要比大國對國際情勢有更高的敏感度。可是在實際上，台灣人又非常沒有國際觀。我們的注意力往往被內部的口水與八卦所占據，對於台灣以外的事務，既沒有能力關注，也不感興趣。這其實是很可怕，也很可悲的。
可是要加強國際觀，我們應該從哪裡開始呢？學外文很重要，對國際事務與國際文化有相當的敏感度、相當的興趣也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個分析國際情勢的架構。
本書的第一部分，就是介紹當前國際政治幾個重要的權力板塊，以及大國與小國的互動。在過去冷戰時期，要看懂國際關係比較簡單，因為只要把「美蘇爭霸」的架構往國際事件上一套，大概都可以看出一個端倪。冷戰結束之後，國際關係又恢復往昔的生機與複雜。舊的衝突（如巴爾幹半島的民族衝突）又冒了出來，而新的強權，如中國，也逐漸浮現。在這同時，美俄之間的角力也不因冷戰結束而休兵。所以在第一部分，我們就從大架構，把這些看似複雜的權力互動，試著理出一個頭緒。
當然，國際上有許多板塊或集團，比如ＡＰＥＣ、東協、東協加一（東協十國加上中國，或日本，或韓國，所以共有三個「東協加一」）、上海合作組織、美洲國家組織、北美自由貿易區、南錐共同市場（南美南方共同市場）、歐盟、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非洲聯盟等等，分別根據軍事、政治或經濟，將世界化成一塊一塊。不過由於這些區塊都是靜態的，很容易在網路上查到相關資料，所以本書就捨去不談。因為我基本上想寫的還是看世界的「方法」，而不是國際現勢資料庫或字典。
第二部分談到政經議題。石油、糧食、貿易、災難、衝突等，都是近年來國際上的中心議題，在可見的未來也勢必是全球注目的焦點。了解這些中心議題，讀者可以看清國際事件背後，國與國之間如何互動，以及它們帶來的深遠影響。
第三部分要談的是達成外交政策目標的工具。一個國家想要達成外交政策目標，通常可以在「外交」、「經濟」、「軍事」、「宣傳」四個工具之間作一選擇。這四個工具該怎麼運用？有哪些實例可以為這些工具提供「註腳」？大國和小國在選擇運用這些工具時，有沒有什麼特別的限制？本書將分章討論這四項工具。
在本書的最後，還附有重要名詞的解釋。讀者閱讀本書，第一遍可以不必看名詞解釋，先一氣呵成把正文看完。這是粗看。等到第二遍細看的時候，就可以參照附錄，對單一事件或名詞有更完整的理解。好比欣賞國畫，有「潑墨」、有「工筆」，讀者可以根據自己吸收的快慢，在收放、深淺之間做一調節。
現在，就請翻開第一部分，讓我們從中國的崛起開始談吧！
■ 書摘
談判與調停：「管理」國際關係的外交工具（摘錄）
二○○七年十一月，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到中國大陸訪問。中國總理溫家寶在接待的時候說，他四月到日本訪問時碰到下雨，那是「好雨知時節」。今天福田訪華正好碰上一場瑞雪，那是「瑞雪兆豐年」。用好雨和瑞雪，為中日關係緩和了氣氛。
福田也是有備而來。他在北大演講時，用中國的傳統幽了自己一默。他說：「在新年即將到來之際，福田來了，也就是『福』到了。」接著又說：「中國有句詩說得好，『梅花櫻花常相伴』，我認為與中國領導人和兩國國民一起，促使梅花綻放，共用春天爛漫盛開的櫻花，就是我要完成的任務。」一路「傳統文化牌」打下來，讓他這個高峰外交成果豐碩。
像這樣的外交事件，或者說外交花絮，我們該怎麼觀察？又怎麼找尋它背後的意義？
從福田的訪問中，去看中日關係的發展，當然是一個角度。但是我們也可以把「時間元素」抽離出來，專注去看「外交」的部分，這樣我們從中所汲取的心得，就可以用來分析許多不同國家的不同互動，而不是僅限於分析「此時、此刻、此二國」的關係。
這裡所講的外交，指的是「外交工具」。
外交的藝術
通常當一個國家制訂了外交政策目標之後，會需要動員一些「工具」，去達成這些目標。達成外交政策目標的四種主要工具就是軍事、經濟、宣傳和外交。
所謂「外交」，是透過談判，去管理國際關係，並且執行一國對另一國的政策。透過外交的手段，我們對一國將會做什麼，或不會做什麼，也比較有具體的期待。
必須注意的是，「外交」（diplomacy）工具和「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不一樣。外交是透過和平的方法（談判協商），解決國與國之間的爭端。基本上它是「工具」，不是「目的」。
「外交政策」則不同，它有更長程、更全面的考量，也不是每一次都要用和平的方法去解決衝突，因為有時甚至得靠戰爭或引爆衝突的方式，去達成政策目標。所以外交政策和外交，有本末、主從的關係。過去，美國有媒體批評柯林頓的外交，說他「只有外交，沒有外交政策」，意思就是他只重視工具，卻沒有藍圖；太注意每一步都要討好人，結果弄得只有短線考量，沒有長程規畫。
當時美國的媒體用了一個很有意思的比喻：你跟巷口那個老頭子買鞋帶，買完就走了嘛，為什麼還要那老頭子喜歡你呢？外交和外交政策不一樣，外交上的「工作關係」，和個人的「人際關係」也不一樣。
外交主要是由誰來做？過去當然是大使、公使等派駐在國外的職業外交官。十九世紀時，由於交通不方便，所以常駐外交官的功能就相當重要。外交官在法律上、政治上代表派遣國，負責在國外進行談判交涉、危機處理，同時也蒐集情報，向國內回報。他們就像一國派在國外的「耳目」，負責了解他國的外交動向，以及外交政策目標是否與我國相衝突，然後及早向國內回報。至於總統、首相或外長，則是在國內的大腦，負責發號施令。
後來，海外交通日漸發達，「大腦」也親自出來了，於是我們看到外長出國從事穿梭外交的例子愈來愈多。最有名的當屬美國尼克森總統時代的國務卿季辛吉，一九七三年中東戰爭之後，他在中東穿梭調停，「穿梭外交」幾乎成為季辛吉的同義詞。
外長之間的互動多了之後，也可以發展出相當熟稔的關係。過去中國外長李肇興和美國國務卿鮑爾的故事就很經典：有一次李肇興在週末下午打電話給鮑爾，鮑爾在家裡樓下接電話，鮑爾夫人在樓上。結果電話講著講著，鮑爾家有人按門鈴，狗叫了起來，鮑爾夫人不曉得鮑爾在跟中國外長通電話，還從樓上喊下來，叫鮑爾去開門。
鮑爾後來在一場演講中提到這件事，惹得底下哄堂大笑。不過這件事足以透露出美國與中國溝通的頻繁，以及雙方關係的密切。
美國對於這種接觸的層級規定得相當嚴格，因此並不是每個國家的外長或外相都可以這樣跟國務卿通電話。這跟美國總統與外國元首會面的層級一樣：一位外國元首訪美，我們都會注意：這位外國元首能不能進入美國本土？進入本土的話，是在西岸還是東岸？能不能到華府（前總統李登輝曾應邀到康乃爾大學演講，但是到不了華府）？到了華府，能不能進白宮？進白宮是正式和美國總統會面，還是只是某位高官（副總統或國家安全顧問）的客人，然後「不小心」在走廊碰到美國總統？白宮有沒有安排國宴？除了進白宮之外，有沒有受邀到大衛營？到大衛營有沒有過夜？最後，有沒有受邀到總統的私宅作客？以布希總統為例，有沒有受邀到布希德州的牧場作客？或更進一步，有沒有到布希家族的度假別墅作客？
就這樣，一層一層往上升，絲毫含糊不得。柯林頓當總統時，有一次準備在白宮會見達賴喇嘛，結果受到中共強烈的抗議。為了兩全起見，最後是由高爾副總統邀請達賴喇嘛以宗教領袖身分訪問白宮，然後柯林頓剛好有事去找高爾，所以在高爾辦公室與達賴喇嘛「巧遇」。
就這樣，你說達賴喇嘛見了美國總統沒？見了，但又不是正式會見美國總統，這樣才做到兩全。這就是外交藝術，但也是因為美國有種種外交會見層級與規格，才玩得出這樣的藝術。
從元首會面的層級與規格，也可以看出兩國關係的深度。二○○七年七月，俄羅斯總統普京，成為第一位應邀到布希家族位於緬因州別墅作客的外國元首。當時老布希開快艇，載著小布希和普京兩位元首出海，晚上還一起吃龍蝦大餐。當時被稱為「龍蝦外交」，一時之間傳為佳話。
不過佳話歸佳話，並不保證一定會有具體的結果。這就是接下來要談的高峰外交，或首腦外交、元首外交。
元首外交
隨著交通的發達，不只外長親自出馬拚外交，總統、總理或首相也經常親自出馬，從事外交工作。元首外交的形式相當多，正式的「國是訪問」只是其中的一種方式，其他如婚喪喜慶、度假、看病等，統統可以成為外交的方式。所以下次我們只要看到哪一國的國喪，或哪一位王子或公主的婚禮，各國元首雲集，通常也就是私下兩兩接觸的外交場合。
福田康夫到中國的訪問，就屬於首腦外交的層級，但是這裡也突顯了中日外交的兩個特色。第一，日本無論是跟中華民國，還是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個人外交」都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過去岸信介與台北的關係，或是田中角榮與北京的關係，都可以看出「個人外交」的特色。
其實在亞洲，外交一向有很濃厚的個人色彩。過去李光耀在新加坡長期執政，他也經常施展個人外交，在各國之間穿梭。印尼也是一樣。一九五五年，印尼總統蘇卡諾在印尼的萬隆召開亞非高峰會議，北韓的金日成帶著兒子金正日與會。蘇卡諾帶女兒梅嘉娃蒂在機場迎接，還叫梅嘉娃蒂表演跳舞給金氏父子看。後來，梅嘉娃蒂和金正日在兩國各自當政，當北韓核武問題引起國際關切，梅嘉娃蒂曾想運用這層舊識的老關係，親赴北韓擔任調人，希望能說服金正日放棄核武計畫。後來當然是無功而返。不過梅嘉娃蒂跑北韓一趟，也可看出「個人外交」在亞洲扮演的角色。
中日外交的第二個特色，是兩國之間的「文化」關係。這一點從清朝到現在都是如此。從李鴻章和伊藤博文開始，每每中日兩國外交官見面，或前面談到的福田康夫與溫家寶的首相與總理見面，都喜歡吟一點漢詩，顯示雙方共同的文化經驗。這是西方國家跟中國的外交所辦不到的。
高峰會議通常具有相當的戲劇性。因為是眾所矚目的場合，所以各國莫不將其辦成一場秀。當元首到他國訪問，無論是到哪裡獻花、在哪裡抱小孩，表現親民的風格、帶不帶太太、雙方交換什麼禮物，都是精心設計過的，於是也成為我們可以觀察的重點。
一九六○年代末期，新加坡和印尼的關係，一度因為新加坡處死兩名在星洲犯法的印尼陸戰隊員，而陷入谷底。後來新加坡駐印尼大使安排李光耀訪問印尼，並力勸李光耀到兩人墓前獻花，這才使兩國的關係逐漸緩和。
前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則打過夫人牌。一九八六年美蘇冰島峰會時，原來會前安排兩位元首都不帶夫人與會，結果戈巴契夫把夫人蕾莎帶去，一下子成為記者追逐報導的焦點，搶盡鋒頭，美國（應該尤其是雷根總統的夫人南西）發現被擺一道，氣得直跳腳。
兩韓的峰會則更是一場秀。二○○七年盧武鉉訪問平壤時，帶了南韓的茶葉，還帶了全套李英愛演的《大長今》ＤＶＤ，因為金正日非常喜歡看電影和電視劇。
當時為了營造盧武鉉夫婦跨過北緯三十八度分界線的戲劇效果，南韓特別用黃漆把三十八度線清楚畫了出來！不然哪會有一條線在地上等著讓人跨過？
高峰會議既然是一場秀，當然也會暗中較勁。二○○六年十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問中國大陸。根據日本《產經新聞》的報導，當時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在紙條上寫了三個重點給安倍，提醒安倍到中國時：「一、不要用雙手握手；二、不要鞠躬；三、下飛機時要與夫人比肩步下階梯。」安倍會心微笑點頭，將字條收入胸前的口袋裡。
安倍和麻生擔心像過去歷屆政府一樣，訪中時美其名為「日中友好」，後來卻讓中方導演成「朝貢外交」，所以這次安倍與中方領導握手微笑答禮時，視線始終注目對方，一刻也不離。
高峰會議是正式的，但是多邊會議場外的非正式接觸，哪怕只是盡在不言中的一句話，有時都比會場中的發展更有看頭。
一九七五年，印尼兼併原葡萄牙殖民地東帝汶之後，印葡兩國隨即於第二年斷交。二十年後，印尼對東帝汶的政策已逐漸放鬆，而葡萄牙新政府對印尼的態度也不若前任嚴苛。一九九六年二月，亞歐會議（東協與歐盟）在曼谷舉行。就在餐會前夕，葡萄牙新上任的總理古特雷斯擠到印尼總統蘇哈托旁邊，說：「我想我們中間的確有些問題必須談談（I think there is a problem to discuss….）。」
蘇哈托笑了笑。雖然兩國的關係沒有立即突破，但一般認為整體氣氛已有改善。因為這是兩國自一九七六年斷交以來，雙方領導人的第一次講話。
元首出訪，有的時候是去參加會議，有的時候則是想以親身行動，表達對某個地區的關切。尤其美國總統更是如此。如果美國總統能親自出馬，對衝突相關國家進行說服或斡旋，會讓當地國家至少感到比較窩心，也比較放心。中東問題就是最好的例子。
中東問題非常難解決，但是每一任美國總統都希望能對以巴問題做出一點努力。他們多半會派出特使，進行穿梭調解，然後自己再親自出馬。我們從觀察者的角度，經常用「前座開車」還是「後座開車」，來比較不同總統對中東問題的涉入程度。
柯林頓總統對中東問題涉入甚深，這時美國就像是坐在車子的前座，自己開這輛中東和平的車子，我們稱之為「前座開車」。當時以色列抱怨，巴勒斯坦老是縱容激進份子對以色列進行攻擊，巴勒斯坦則矢口否認。於是美國由中央情報局介入，訓練雙邊的安全人員，教他們如何對付恐怖份子或激進好戰份子，甚至連群眾該怎麼隔開，崗哨怎麼設，劃界怎麼劃，都幫他們一一規畫。所以那時我們發現，主導美國中東政策的，居然不是國務院的外交系統，而是中央情報局！
到了小布希總統的任內，則因為全副精神都在對付伊拉克，所以對以巴問題就比較不上心，而希望當事國能自己多負一點責任。這就是所謂的「後座開車」，前座讓以巴雙方自己坐。
下次我們看中東新聞時，就可以看美國除了派特使之外，國務卿自己到中東幾次？美國總統去過幾次？主持過幾次中東和會？在中東問題上出力最多的，是國務院還是中情局？藉此就可以大致判斷這一任美國總統是坐在「前座」還是「後座」。
像美國總統這樣四處奔波，安全問題自然也成為很重要的考量，所以美國的祕密勤務局在海外就有十五個辦公室，隨時為出訪的美國總統提供安全維護。美國總統出訪，防彈車及隨扈車隊經常都是跟著一起走，然後再配合當地的警方與安全人員，做好最周延的防範。
柯林頓總統在卸任前曾出訪巴基斯坦。然而由於當時巴基斯坦的情勢不安，美國共動員了三輛總統座車。當柯林頓的車隊行經高架橋時，三輛車一起上去，然後他在橋上換車，車隊再開下來。所以上橋前總統可能乘的是第一輛，下橋後變成第三輛，讓恐怖份子摸不著頭緒。
出訪的外國元首帶著自己的防彈車一起走，會令有些地主國覺得很不是滋味。例如中共曾在外國元首座車離機前，派人上去把車子的四個輪子換了，這樣一來雖是外國的防彈車，但是仍沒接觸中國領土（因為是中國的輪子，在中國的領土上行走），以保持民族的尊嚴。
正因為元首的安全問題會引起這樣的小摩擦，也就成為一個可以用來作文章的機會。一九八七年，日本首相竹下登出訪菲律賓，刻意只帶十二名隨扈，其他一切由菲律賓警方負責。當時的菲律賓情勢不安，連東協領導人到馬尼拉開會，都有軍艦在馬尼拉外海警戒。竹下登並非東協的會員，居然對菲國這麼信任，讓菲律賓大感受用，也反映在當時菲人的民調，認為日本是最值得信任的國家。
當然，並不是每一次峰會都要這麼大費周章。以歐洲國家為例，因為距離較近，有時法、德、英等國領導人碰頭，開個工作會議就走，沒有前面講的那麼多複雜安排。有時候甚至是通電話。尤其在危機發生時，美國總統可能跟相關國家元首一天通幾次電話，以掌握該國動向並進行說服。元首的電話外交，也是元首外交的一種型態。
■ 書籍資料
書名：國際觀的第一本書——看世界的方法
作者：劉必榮
出版社：先覺出版
語言：繁體中文
ISBN：978-986-134-1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