願意生 養得起 150萬嬰兒的挑戰(p.s. 這是幾年後的台灣 )
作者：蕭富元 天下雜誌 444期 2010/04
台灣總生育率1.02，跌至世界最低，學者預估，今年更可能跌破1.0。過去六年，台北市幼托機構已減六成，未來三年，國中小學將減一千班，十年後大學更要倒閉三分之一。內需衰退，稅收萎縮，公共建築淪為蚊子館……要搶救沉重的未來，五年內必須生150萬個嬰兒。誰來生？誰養得起？從低所得、貧窮到低生育率，解決女性困境，才能搶救台灣的競爭力。
這會是台灣版的二○一二嗎？
像在推骨牌。先是台北市，過去六年內，幼托機構從一千家，到現在僅剩四百多家。接著，未來三年，全台國中小學要減招一千多班，學校周邊商店服務業，面臨經營危機。四年後，台灣人口出現負成長。錄取率逼近百分之百的大學，十年內將倒閉三分之一。
之後，房市供過於求，內需市場乏人問津，大部份的公共建設，淪為人煙稀少的蚊子館。最後，每一個青壯年勞動人口，要扶養一．五個退休又無收入的老人。在街上和你摩肩擦踵的人群，有一半都超過五十七歲……。
大老級的人口學者、長庚大學醫務管理系教授陳寬政，一邊抽著菸，一邊憂慮地說，早在三十幾年前，他就預見台灣的生育率會往下降。「只是，沒想到速度那麼快，會變成全世界最低，真的很緊張。」已經當祖父的陳寬政，怎麼也料想不到，他做人口研究，會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從提倡節制生育的家庭計劃，轉為想盡對策刺激生育。
陳寬政計算，如果按照內政部人口政策白皮書的目標，台灣婦女生育率在二○一五年，要回到ＯＥＣＤ國家平均一．六的標準（台灣目前為一．○二，見一○五頁表一），這就表示，每年要多生十萬個嬰兒。在未來五年內，總共要新生一百五十萬個嬰兒，才養得起沉重的未來。
一百五十萬嬰兒誰肯生？
一百五十萬嬰兒，一百五十萬生力軍。
問題是，baby，要從哪裡來？
顯然，答案不在內政部斥資一百萬元徵求「聽了就會想生」的口號，也不是正在進行協商簽訂的ECFA。
答案，在女人。
搶救生育率之外，實質薪所得停滯、貧窮等長期困擾台灣社會的難題，關鍵之鑰，都在於解決婦女的困境。尤其是婦女大量加入勞動市場，她面臨家庭、工作與薪資的種種不平衡待遇，都牽動台灣最根本的核心問題。
中研院社會研究所助研究員林宗弘形容，婦女在家庭與職場之間不斷擺盪，雙重擠壓，最不利生育。
婦女勞動參與率逐年提升，婦女左右社會變遷的加權指數就愈高。
女性對未來影響愈來愈大
勞委會統計，過去三十年內，台灣女性勞動參與率增加一○％，男性勞動參與率卻穩定下滑，去年更降到六六．四％的歷史新低（見一○四頁表八）。女性撐起就業市場的態勢，將會愈來愈明顯。以美國為例，在未來幾個月內，女性將超越男性，成為勞動市場的主力。
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助理教授吳挺鋒分析，勞動市場女升男退，意味著女性成為新一家之主的可能性愈來愈高。
英國《經濟學人》雜誌也認為，女性經濟力提升，是這個時代最重大的社會變遷。
只是，女性加入勞動市場，經濟能夠獨立自主，「升等」為一家之主，並不表示女性有更好的處境，有時反而更不利。
參與婦女運動十幾年的勞委會主委王如玄就有深刻體會。她拿出數據資料比較，歐美女性的勞動參與率是Ｍ型，台灣是倒Ｖ型，歐美婦女結婚生育後，即使選擇走進家庭，還有再加入職場實現自我的機會，但是，台灣婦女一旦選擇家庭，幾乎很難再重返職場。
勞委會這幾年，不斷為中斷職場生涯的婦女開各種職業訓練班，就是想補強婦女二度就業的技能。
婦女新知基金會常務董事蘇芊玲，十幾年前就曾預言，如果婦女家務分工和托育的困境一直無法解決，女性將會用子宮罷工（拒絕生育）。蘇芊玲已經有兩個女兒，看到台灣直線下降的生育率，她也非常著急。
蘇芊玲點出，歐美國家為了同時兼顧婦女就業與生育，將政策重心擺在創造對婦女勞動友善的環境。從八○年代開始，歐洲女性勞動參與率提高，生育率也跟著提升，這是多贏的策略。
反觀台灣，女性勞動參與率雖然提高了，生育率卻反向下滑，「變化太快，政策太慢，」蘇芊玲說。
婦女被就業與家庭夾擊的兩難處境，蘇芊玲感受最深，大女兒出生時，她正在美國讀博士，還好美國校園有良好的托育環境；如果是在台灣，她勢必得放棄學業，留在家裡照顧小孩。
單純只是生育率降低，問題還處理得了，難就難在台灣同時面對人口急速老化的事實，一降一升，就好像兩把利劍，同時架在脖子上，成為目前最迫切要解決的社經議題。
全球貧窮人口七成是女性
內政部戶政司長謝愛齡感嘆，現在扶養比最低，每一百個工作人口，只要扶養三十七個老人，是「最沒有感覺的時候」。不過，未來十年內，人口依賴比會愈來愈沈重。（見一○四頁表三）
經建會最新的人口推計預測，再過四十五年，每一個工作人口要扶養一個半老人。換句話說，現在二十歲以下的年輕人，以及未來出生的嬰兒，大部份的收入，都要用來照顧老人。
「非常可怕，一個小孩未來要養多少人？」前經濟部長、經建會主委何美玥憂心忡忡。
生育難，女性所得偏低和貧窮，也是不得不正視的現實。
台灣上班族薪資所得十年停滯，除了和大環境景氣有關，婦女大量加入勞動市場也是原因之一。
主計處曾經做過調查，婦女就業集中在低收入工作，有超過六成的受雇女性，每月收入低於三萬元。王如玄進一步補充，女性經常性薪資雖然已經「調升」到男性的八成，但是實質薪資萎縮，再加上金融風暴影響，女性的相對剝奪感會更強烈。
一九七八年，美國學者皮爾斯（Diana Pearce）觀察到，貧窮人口當中，有七成是女性。而且以女性為戶長的家庭愈來愈多，這些家庭比以男性為戶長的家庭更窮。
台灣也不例外。主計處家庭統計顯示，全台灣七十萬單親家庭中，有將近六％是貧窮家庭，在貧窮線以下的單親家庭中，有六成是靠女性獨撐經濟大樑。
長年研究貧窮議題的林宗弘注意到，台灣社會階級愈來愈難流動，貧窮有世襲化的傾向，過去階級流動靠創業與教育兩大管道，如今都遇到瓶頸：創業在過去十年內減少一半，教育則因為高教快速擴張，大學生畢業愈來愈難找到工作。
台灣貧窮線以下人口，女多於男。女性要脫離貧窮，得靠教育，但是托育和家庭照顧的壓力轉嫁到女性身上，更加重女性身心負擔。
低所得、貧窮、低生育，成為一個負向循環，套住許多沒有自我選擇權的婦女。
就算是有自主選擇權的女性，也覺得生小孩「太貴」。年初，《中時電子報》民調顯示，年輕婦女不願生育，六八％是因為養育子女的經濟壓力過大。
成大助理教授吳挺鋒無奈地說，多養一個小孩只是多一雙筷子的時代過去了，社會愈競爭，小孩的教育費用就愈可觀。
吳挺鋒家在台中，有兩個學齡前小孩，小的每個月保母費一萬六千元；大的念幼稚園，註冊費一萬五千元，每個月還要繳八千元月費。加上吃穿，每個月光是小孩的花費就將近四萬元。
「小孩是長期的錢坑，每個階段都要投資，跟蓋一座ＤＲＡＭ廠是一樣花錢的，」吳挺鋒妙喻。
何美玥也同意，要解決生育低和所得偏低的問題，一定要從女性著手。她觀察，許多白手起家的企業家，都是靠女性（母親）支援，才能闖出一番事業。「女性就像打撞球的母球，要打開社會的結，一定要從女人開始。」
女性社會問題的「母球」
何美玥還記得，十年前網路泡沫引發台灣第一波大失業潮，她當時擔任經建會副主委，就發現同樣身處失業狀態，婦女最能穩住情況，什麼工作都願意做；男性對於跨出自己的領域，反而比較卻步。在她眼中，現代的女性，就像「陀螺心」，要不停地轉，才能保持家庭和工作的動能。沒有女人，陀螺轉不動。
「我老家苗栗銅鑼，我內人的老家屏東，二、三十年來人口只跌不增，於是許多公車路線不是取消，就是縮班減班。為什麼？總合需求減少，財政入不敷出，公共服務只能大幅萎縮。未來，人口消失後的台北捷運，就有可能走入那樣的命運。有能力的人往有競爭力的城市和有人氣的地方移動，未來的台北就會成為現在的苗栗銅鑼，台灣整座島嶼的任何城市都失去人口匯聚的磁吸力，」這是香港中文大學財務系副教授葉家興，接受《天下》採訪後，有感而發寫的一封信。
五十八年次的葉家興，生了三個小孩，用實際行動「增產」報國。學財務的他提醒，生育率再往下降，結果將是政府稅收銳減，社會福利支出大增，財政赤字急速惡化，無論是國家競爭力、房地產、股市，都無法樂觀。
既然，生育率低嚴重衝擊台灣的經濟、財政和競爭力，而解決生育的關鍵，又在幫解決婦女困境，有哪些政策，能鼓勵婦女在未來五年「願意生、養得起」一百五十萬新生兒？
首先，增加公立托育機構。台灣公托機構數量僅私托機構的十分之一，私立收費又比公立多出三倍以上，很多受薪婦女擠不進公托，又負擔不起私托。況且，勞委會去年五月抽查私立幼托機構，結果有三分之二勞動條件不及格，幼托人員薪水低，流動率又高。
學者曾經建議，目前很多小學招生不足，可利用閒置教室，改辦公立托兒所。但是，廣設公托機構的建議，招致私立幼托業者強力阻撓。政府應排除壓力，為婦女打造一個友善且負擔得起的托育場所。
其次，大學設置家庭宿舍。婦女生育力從十五歲開始進入高峰，三十歲後走下坡。偏偏這個階段的婦女，大部份還在校園讀書。研究人口學的台大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副教授陳玉華建議，大學可以仿效國外大學，設置家庭宿舍，因應在學婦女婚育的需求。
第三，將提高生育率視為施政優先重點，幼教經費必須再提高。教育部一年花在幼教的經費，不過十三億，只佔教育部經費的百分之一。
另一方面，台灣家庭愈來愈多元，政府發放幼兒津貼，應該直接補助嬰幼兒，而非補助家庭。法國就是採取直接補助嬰兒的政策，生育率從一．四，大幅提升到一．九。
ECFA簽不簽？重要。健保漲不漲？重要。五都選舉贏不贏？重要。但解決女人生育、就業、家務勞動、所得偏低的困境，創造一個對婦女公平、對小孩友善的環境，對台灣未來長遠發展，顯然更關鍵。
更何況，做這些事，不至於出現朝野荒謬對立，最後落得一事無成吧？
家庭主婦隱形的GDP
全球最暢銷的流行女歌手席琳狄翁（Celine Dion），說過一句名言：「我成為一個家庭主婦，沒有比這更好的工作。」
同樣是席琳狄翁，當歌手和當家庭主婦，對全球GDP的貢獻卻大不相同。
十年來，席琳狄翁靠演唱會與發行唱片，收入將近兩百四十億台幣，她創造龐大的周邊經濟效益，對全球GDP貢獻遠遠超過許多男性。
但是如果她專職當家庭主婦，對GDP有多少貢獻呢？零。
經濟學界有個笑話，要增加國家GDP很簡單，讓甲家的主婦到乙家煮飯洗衣帶小孩，乙家付薪水。乙家主婦再到丙家做，丙家付薪水。以此類推，只要全國的家庭主婦都不要在自己家洗衣煮飯帶小孩，GDP就大幅提升了。
家庭勞務是否納入國家總體GDP的爭論始終存在。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貝克（Gary Becker）就主張，家庭提供的商品與服務，應當納入國家整體生產計算。
美國勞工統計局曾推算，一個家庭主婦的勞務所得，每年約合七萬九千美元，美國婦女在家務勞動中所創造的價值，佔GDP的28％。
願意生 養得起 150萬嬰兒的挑戰
前經濟部長何美玥提醒，家庭主婦是家庭的隱性收益，她雖然沒有創造現金，卻因為在家照顧小孩、從事家庭勞務，省掉相關花費，使得家庭的可支配所得增加了，「這種貢獻，GDP怎麼計算？」
有什麼工作是一天二十四小時隨時待命，不能罷工，不能拒絕，不能挑剔，還得做得甘心做得耐心做得有愛心？家庭主婦或許不能美化GDP數字，不過，她撫育國家下一代的勞動人口、創造台灣新生命力，誰能說她對台灣經濟沒有貢獻？
人口學專家、行政院政務委員薛承泰：二十年後，台灣怎麼辦？
現在台灣還處在人口紅利期間，15至64歲青壯人口佔總人口七成以上，在世界還算是高的。但是，民國105年之後的20年，戰後嬰兒潮陸續成為老人，高齡人口會大量出現，這和日本在1990到2010年老齡人口急速衝高的二十年很像。
要注意的是，台灣生育率快速下降，六、七年後，人口會零成長，然後開始負成長。有人認為台灣人口密度高，人少一點，可以改善生活品質，我認為這種說法不適用台灣。
因為，台灣人口不是一下子大量減少，大約在15年後，會恢復到現在的水準。也就是說，未來15年，我們看不到任何少一個人的好處，卻會看到人口年齡結構大幅改變。扶養比會飆高，還面臨老人長期照護的問題。就以健保為例，現在高齡人口是一成，就佔掉三分之一的健保支出，人口老化會讓健保的壓力更大。
台灣真正人口紅利是在過去這十年，很可惜我們沒有好好利用。我認為，人口紅利頂多還有一兩年，這是台灣現在面對的最大隱憂，人口紅利一過，要怎麼辦？
要提高生育率，是要讓婦女「願意生，養得起」。政府的政策，像是育嬰假津貼等等，都是在協助「養得起」，但是要讓人「願意生」，真的很困難，這牽涉到家庭和社會價值觀。